人靠什么战胜恐惧
现代人喜欢那些描写灾难的故事，原因之一是对恐惧感的着迷。战争、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外星人入侵，在今天的银幕上或书本里比比皆是。难怪有人说，灾难是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但这恐惧是隔着距离的类似无限恐怖的小说，灾难不会真的降临到人们头上。距离产生了美。假如一个作家描写的灾难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内心，人们的反应又会怎么样？
我说的自然是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虽然早已在中国出版，但却一直受到冷落。许多人觉得他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太强，而且过于沉重，读来令人不快。中国文学自有其高蹈的传统，面对现实往往是轻盈的转身。可世上还有一种文学叫人道主义，在它的法则中，真比美更为重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便都是人类艺术的精品。要理解它们，得进入另一种文学范畴。
索尔仁尼琴幼时随母迁居顿河罗斯托夫，后来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二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因为在与朋友通信中议论政治问题，他在前线被捕，在劳改营关了八年后，又被流放到中亚细亚。这一经历使他真正认识了俄罗斯文学的实质，那就是作家乃是自由的化身，他的目的是要写出“主要的真理”。
他开始秘密写作，就像一个挖掘地道奔向自由的囚犯。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常常把书稿塞进酒瓶埋在菜园里，或者痛苦地把书稿付之一炬。他把这种写作比作是神话中的那些勇士，在某一天从海底走出。因此，当他的第一部作品《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后，许多苏联作家立即从其内在的自由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复活。老作家卡维林对此无限感慨：“要知道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作家许多年来自己对自己隐瞒，陷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由于缺乏勇气，诞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说谎文学。
恐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亮色。这种恐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类自身。一场寻求完美生活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永远消灭自由。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语），借助于现代组织和科技，以其百倍于传统君主的力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在过去无限恐怖txt下载，一个人遭到迫害，他还有人民的慰藉；在现代，一个人遭到迫害，他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夜里每一处灯火的闪烁，仿佛都在注视着自己的行动。那些暂时留在人民之中的人，也时时惶恐不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不明不白地从世上消失。曾经流传一个前苏联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我们是克格勃，康斯坦丁，你被逮捕了！”“你们弄错了，康斯坦丁住在隔壁。”人们从卑污中抬起头来，恐惧照亮了人性。
《癌病房》表现的正是这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经验，是关于恐惧和战胜恐惧的主题。还在流放地时，索尔仁尼琴就曾患了胃癌，由于批准手续繁复，耽搁了病情，当他来到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医院就医时，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但他却居然活了下来。这段经历后来写成了这部小说，是作家在艺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展开情节是对作家的艺术考验，但这样的环境也提供了某种方便，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人物安排到一起，让他们互相之间说很多的话，实现作家意图中的复调手法。在我看来，这种复调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像索尔仁尼琴自己所言：“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表面上像一群猢狲，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得以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癌症楼又名十三号楼。”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病人只要被指定到这座楼，恐惧就会像雪崩一般降临到头上。医院是囚禁生活的隐喻。印入卢萨诺夫眼帘的情景是，露出砖头的水泥台阶，油漆剥落的地板，病人端着盛满黄色液体的玻璃罐，旁若无人地走过。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作家如此集中地写过面对死亡的病人状况。人们写过大量战争的题材，但战争毕竟是对立双方的集体行为，战士不是孤立的，他还可以自卫。在癌症病房中，一个人胜算的机会却很少。无论你地位多高，名声多大魔幻版的无限恐怖，都只能独自面对死亡，孤立无助，感到被所有的人抛弃。
这种萨特式的境遇剧并不指向选择，而是指向追问，指向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所掩盖的真相——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最初在讨论此书的出版时，《新世界》杂志主编曾经想将书名改为《病人与医生》。索尔仁尼琴拒绝了这份好意，正如他自己所称，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心灵与死亡的对立”。对现代人来说，死亡便意味着完全寂灭。但死若是虚无，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就是癌症病房里的人们所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人靠什么活着？
官员卢萨诺夫靠整人活着，或者说为维护社会的既定秩序活着。为了占据朋友的房子，他把他们之间的私下谈话密告给当局。靠着不断出卖和陷害无辜，他一生官运亨通，过着享有特权的生活，家人、房子和汽车，样样不缺。对于生命的意义，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社会利益。但在他心目中，早已没有人的同一性观念，像他一类的人就应当比别人更加平等。正如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到前苏联领导层的特权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只是让少数人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卢萨诺夫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对他来说，整人就像是一门诗歌艺术，它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即使在医院里，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凡有周围人说出一些逆耳的话，他都禁不住想查一查他们的历史。同病房的流放者奥列格尖刻地对他说，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其实只是一种种族主义。
没想到时代突然变了，更要命的是他患了癌症。奥列格嘲笑他总是宣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可肿瘤并不是生在整个集体身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死！您最怕谈的是什么？死！”再也没有人能够让他出卖，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梦见被害者回来找他算账，他被传唤到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
“他要对他们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发出某人有嫌疑的信号。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一张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坏的领袖像无限恐怖 读一读，我有责任把这张残片送交有关部门，并发出信号。侦察部门的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并非如此。侦察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查清事实！我只是履行我的公民义务而已。”
所有二十世纪的迫害者，似乎都不愿忏悔。就像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没有任何心灵内涵。他们既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更不能理解他人的存在。我怀疑，卢萨诺夫这个形象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描写了一个这样的官员，他沉迷于担任检查官职务的公共角色，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所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然而他得了癌症。两个时代的官僚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他们都无法承认自己患了癌症，甚至由于恐惧，把死亡看作是不可理解和虚假的事件，在人面前仍然摆脱不了自己的身份。
在《伊里奇之死》里，死亡的必然性使伊里奇最终看清，周围的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自己的一生是大错特错了。在《癌病房》中，彻底的唯物主义却没有给卢萨诺夫提供任何忏悔的可能性，他的灵魂早已被掏空，于是他就只能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邪恶”。
图书管理员舒路宾是另一种恐惧的典型。临到上手术台之前，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向奥列格坦露了心头的重负。早在1917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三十年代，他在一个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工作，尽管他清醒地知道大清洗是荒谬的，但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他仍然违心地承认错误，同被捕者划清界限。他对不断的免职毫无怨言，顺从地按照上面的命令起草文件，将遗传学、伦理学、控制论等书付之一炬。他对奥列格说：“你们被逮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谁活得不耐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他将这一切归结为人的合群性
，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集体之外的心理，迷信培根所说的“市场偶像”无限恐怖玄幻小说网，自愿接受别人的谬误观点：
“而在一切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总知道，傍晚时分，尽管压根儿没有雷雨，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浮着这种很厚的灰黑色阴云。那时天比平时提早转暗变黑，整个世界会显得凄清荒凉，使人直想躲进砖墙瓦顶的房子里去，尽量挨近炉火和亲人。我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全靠折腰和沉默才保全自己。”
读一读我们国家那个时代的回忆录，许多比舒路宾更聪明更有地位的人，都是这样度过一生的。他们总是违心地承认罪名，互相揭发批判，对公众说假话。害怕失去地位和待遇，害怕被逐出队伍的心理使他们屈从于权力，恐惧甚至成为其第二天性，再也没有自由的愿望和独立的思维。实际上，他们害怕失去的没有一样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舒路宾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如今却要为自己“提心吊胆地过了一辈子”而痛苦，许多人却连这点痛苦也不会产生。
历史究竟会怎么看待这一代人？舒路宾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
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
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之外。
当年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恐怖笼罩着俄罗斯大地。许多人被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亚，更多的人沉默了。1826年，据传诗人的好友屠格涅夫被英国政府逮捕，并移交给沙皇政府。诗人听到这一传闻，于是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上面这几句。照舒路宾的看法，诗人在诗中竟然没有给傻瓜留下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是一个囚犯，也不是一个暴君，那就一定是一个背叛了良心的人。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部殉难史，我们就无法了解普希金那近乎苛刻的沉痛诗句，也无法了解索尔仁尼琴引用它的深刻用意。俄罗斯文学中那个“多余人”形象消失了，他已经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衰弱，在帕斯捷尔拉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毁灭。在新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囚徒和叛徒的形象无限恐怖520，困扰他们的那些真正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强调和安顿。这种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如今却遭遇某种拜物教的摧毁，使一个伟大民族濒临生物学上的灭亡。
从奥列格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那头敢于顶橡树的牛犊。当奥列格来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万念俱灰。他曾因莫须有的罪名住过牢，在监狱里呆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发配到“永久流放地”。囚犯生活在他看来就是一条“流入沙漠的河”，对此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索求。他憎恨世上那些不平等的观念，唯一尚存的希望是，享有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跟女人谈话的权利。一句话，像一切健康和自由的人那样，在中亚草原的早春空气中，听乡下院子里驴子和骆驼发出得意的嘶鸣，“诉说自己求偶的情欲和传种的信心”。
索尔仁尼琴喜欢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同时又毫不轻佻，这使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他由此塑造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象。在奥列格身上，表现出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为了保住自己的男性特征和功能，他拒绝对他的激素治疗（这样的生命代价是否太高？），但他与女医生薇拉之间有关爱情不是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基础上的讨论表明，他内心依旧保留着对最富精神性事物的追求。这个形象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哪怕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然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此刻权力再强大，也掩盖不了它的空洞。
临终的舒路宾喃喃念着普希金的诗句：“我不会整个死灭。”奥列格却幸运地活了过来，迈向广阔的天地。这是春天的清晨，外面的林荫马路、人行道、单层砖房、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蹲在当街锤打锄头的男人、披着肩巾的女人，都像是在欢迎他归来。他把这一天看成是“创世的第一天”：
“他从茶馆的阳台上看见，被土墙围住的邻家院子上空有一丛粉红、透明、蒲公英似的东西，只是直径几达六米，简单是一个没有份量的粉红色气球。这样大的粉红色植物他从来没有见过。
杏花？？…
奥列格心想：幸亏没有匆匆忙忙走开。往后不看清周遭的情形无限恐怖最新章节，决不向别处闯。
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看那一片空濛的粉红色奇迹。
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
这是一种自由的心态，也是一种意义的发现。发现那种不是由现代人的历史意识所支配的魍魉世界，而是由从前人眼里看出去的自然世界。那时候的人住在简单的房子里却笑口常开，不知道什么是半夜有人敲门的滋味，也不知道什么叫癌。
也许只有在这种宗教情感的体验中，苦难才能转变为一种意义，而不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教训。像舒路宾这样的知识分子经历表明，面对强权制造的恐惧，理性与知识并不可靠，即使人们偶尔有思维的勇气，也是由时代的宽松造成的。恐惧产生于内心，也只有内心的坚信才能战胜它。舒路宾最后大彻大悟，对奥列格说，我感到我的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可能是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按照我们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太明晰，太不矛盾，甚至想要表明善比恶更深刻。然而，将恶奉为上帝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不深刻的理性。在《古拉格群岛》开头，索尔仁尼琴曾这样描写人们被捕时的心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它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有人把这番话解释成作家对个体的赞扬，其实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在作家看来，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权力面前忍辱偷生，恰恰是因为现代人将价值的来源归于人类自身，对精神世界一无所求，却不愿失去任何一点物质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内心的自由，无力对抗外在的力量。
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性之恶，索尔仁尼琴揭示了自由之真。
2007年，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作家在接受俄罗斯国家奖时，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族痛苦的经历和最终战胜恐惧的俄罗斯精神。作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当代继承者，索尔仁尼琴与今天世界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格格不入。这种主观主义断言，人的主体是一切的基础，人能够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曾经把这种主观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
无论我们同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本人曾经炼狱，思考一生，他有权向这个崇拜物质力量的世界发出质问：
“难道人真的高于一切？难道人之上就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QQ470681378
我说的自然是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虽然早已在中国出版，但却一直受到冷落。许多人觉得他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太强，而且过于沉重，读来令人不快。中国文学自有其高蹈的传统，面对现实往往是轻盈的转身。可世上还有一种文学叫人道主义，在它的法则中，真比美更为重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便都是人类艺术的精品。要理解它们，得进入另一种文学范畴。
索尔仁尼琴幼时随母迁居顿河罗斯托夫，后来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二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因为在与朋友通信中议论政治问题，他在前线被捕，在劳改营关了八年后，又被流放到中亚细亚。这一经历使他真正认识了俄罗斯文学的实质，那就是作家乃是自由的化身，他的目的是要写出“主要的真理”。
他开始秘密写作，就像一个挖掘地道奔向自由的囚犯。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常常把书稿塞进酒瓶埋在菜园里，或者痛苦地把书稿付之一炬。他把这种写作比作是神话中的那些勇士，在某一天从海底走出。因此，当他的第一部作品《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后，许多苏联作家立即从其内在的自由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复活。老作家卡维林对此无限感慨：“要知道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作家许多年来自己对自己隐瞒，陷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由于缺乏勇气，诞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说谎文学。
恐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亮色。这种恐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类自身。一场寻求完美生活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永远消灭自由。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语），借助于现代组织和科技，以其百倍于传统君主的力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在过去无限恐怖txt下载，一个人遭到迫害，他还有人民的慰藉；在现代，一个人遭到迫害，他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夜里每一处灯火的闪烁，仿佛都在注视着自己的行动。那些暂时留在人民之中的人，也时时惶恐不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不明不白地从世上消失。曾经流传一个前苏联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我们是克格勃，康斯坦丁，你被逮捕了！”“你们弄错了，康斯坦丁住在隔壁。”人们从卑污中抬起头来，恐惧照亮了人性。
《癌病房》表现的正是这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经验，是关于恐惧和战胜恐惧的主题。还在流放地时，索尔仁尼琴就曾患了胃癌，由于批准手续繁复，耽搁了病情，当他来到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医院就医时，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但他却居然活了下来。这段经历后来写成了这部小说，是作家在艺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展开情节是对作家的艺术考验，但这样的环境也提供了某种方便，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人物安排到一起，让他们互相之间说很多的话，实现作家意图中的复调手法。在我看来，这种复调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像索尔仁尼琴自己所言：“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表面上像一群猢狲，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得以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癌症楼又名十三号楼。”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病人只要被指定到这座楼，恐惧就会像雪崩一般降临到头上。医院是囚禁生活的隐喻。印入卢萨诺夫眼帘的情景是，露出砖头的水泥台阶，油漆剥落的地板，病人端着盛满黄色液体的玻璃罐，旁若无人地走过。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作家如此集中地写过面对死亡的病人状况。人们写过大量战争的题材，但战争毕竟是对立双方的集体行为，战士不是孤立的，他还可以自卫。在癌症病房中，一个人胜算的机会却很少。无论你地位多高，名声多大魔幻版的无限恐怖，都只能独自面对死亡，孤立无助，感到被所有的人抛弃。
这种萨特式的境遇剧并不指向选择，而是指向追问，指向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所掩盖的真相——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最初在讨论此书的出版时，《新世界》杂志主编曾经想将书名改为《病人与医生》。索尔仁尼琴拒绝了这份好意，正如他自己所称，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心灵与死亡的对立”。对现代人来说，死亡便意味着完全寂灭。但死若是虚无，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就是癌症病房里的人们所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人靠什么活着？
官员卢萨诺夫靠整人活着，或者说为维护社会的既定秩序活着。为了占据朋友的房子，他把他们之间的私下谈话密告给当局。靠着不断出卖和陷害无辜，他一生官运亨通，过着享有特权的生活，家人、房子和汽车，样样不缺。对于生命的意义，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社会利益。但在他心目中，早已没有人的同一性观念，像他一类的人就应当比别人更加平等。正如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到前苏联领导层的特权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只是让少数人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卢萨诺夫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对他来说，整人就像是一门诗歌艺术，它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即使在医院里，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凡有周围人说出一些逆耳的话，他都禁不住想查一查他们的历史。同病房的流放者奥列格尖刻地对他说，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其实只是一种种族主义。
没想到时代突然变了，更要命的是他患了癌症。奥列格嘲笑他总是宣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可肿瘤并不是生在整个集体身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死！您最怕谈的是什么？死！”再也没有人能够让他出卖，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梦见被害者回来找他算账，他被传唤到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
“他要对他们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发出某人有嫌疑的信号。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一张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坏的领袖像无限恐怖 读一读，我有责任把这张残片送交有关部门，并发出信号。侦察部门的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并非如此。侦察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查清事实！我只是履行我的公民义务而已。”
所有二十世纪的迫害者，似乎都不愿忏悔。就像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没有任何心灵内涵。他们既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更不能理解他人的存在。我怀疑，卢萨诺夫这个形象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描写了一个这样的官员，他沉迷于担任检查官职务的公共角色，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所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然而他得了癌症。两个时代的官僚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他们都无法承认自己患了癌症，甚至由于恐惧，把死亡看作是不可理解和虚假的事件，在人面前仍然摆脱不了自己的身份。
在《伊里奇之死》里，死亡的必然性使伊里奇最终看清，周围的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自己的一生是大错特错了。在《癌病房》中，彻底的唯物主义却没有给卢萨诺夫提供任何忏悔的可能性，他的灵魂早已被掏空，于是他就只能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邪恶”。
图书管理员舒路宾是另一种恐惧的典型。临到上手术台之前，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向奥列格坦露了心头的重负。早在1917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三十年代，他在一个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工作，尽管他清醒地知道大清洗是荒谬的，但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他仍然违心地承认错误，同被捕者划清界限。他对不断的免职毫无怨言，顺从地按照上面的命令起草文件，将遗传学、伦理学、控制论等书付之一炬。他对奥列格说：“你们被逮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谁活得不耐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他将这一切归结为人的合群性
 |  |  |  |
“而在一切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总知道，傍晚时分，尽管压根儿没有雷雨，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浮着这种很厚的灰黑色阴云。那时天比平时提早转暗变黑，整个世界会显得凄清荒凉，使人直想躲进砖墙瓦顶的房子里去，尽量挨近炉火和亲人。我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全靠折腰和沉默才保全自己。”
读一读我们国家那个时代的回忆录，许多比舒路宾更聪明更有地位的人，都是这样度过一生的。他们总是违心地承认罪名，互相揭发批判，对公众说假话。害怕失去地位和待遇，害怕被逐出队伍的心理使他们屈从于权力，恐惧甚至成为其第二天性，再也没有自由的愿望和独立的思维。实际上，他们害怕失去的没有一样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舒路宾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如今却要为自己“提心吊胆地过了一辈子”而痛苦，许多人却连这点痛苦也不会产生。
历史究竟会怎么看待这一代人？舒路宾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
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
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之外。
当年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恐怖笼罩着俄罗斯大地。许多人被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亚，更多的人沉默了。1826年，据传诗人的好友屠格涅夫被英国政府逮捕，并移交给沙皇政府。诗人听到这一传闻，于是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上面这几句。照舒路宾的看法，诗人在诗中竟然没有给傻瓜留下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是一个囚犯，也不是一个暴君，那就一定是一个背叛了良心的人。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部殉难史，我们就无法了解普希金那近乎苛刻的沉痛诗句，也无法了解索尔仁尼琴引用它的深刻用意。俄罗斯文学中那个“多余人”形象消失了，他已经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衰弱，在帕斯捷尔拉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毁灭。在新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囚徒和叛徒的形象无限恐怖520，困扰他们的那些真正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强调和安顿。这种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如今却遭遇某种拜物教的摧毁，使一个伟大民族濒临生物学上的灭亡。
从奥列格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那头敢于顶橡树的牛犊。当奥列格来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万念俱灰。他曾因莫须有的罪名住过牢，在监狱里呆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发配到“永久流放地”。囚犯生活在他看来就是一条“流入沙漠的河”，对此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索求。他憎恨世上那些不平等的观念，唯一尚存的希望是，享有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跟女人谈话的权利。一句话，像一切健康和自由的人那样，在中亚草原的早春空气中，听乡下院子里驴子和骆驼发出得意的嘶鸣，“诉说自己求偶的情欲和传种的信心”。
索尔仁尼琴喜欢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同时又毫不轻佻，这使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他由此塑造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象。在奥列格身上，表现出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为了保住自己的男性特征和功能，他拒绝对他的激素治疗（这样的生命代价是否太高？），但他与女医生薇拉之间有关爱情不是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基础上的讨论表明，他内心依旧保留着对最富精神性事物的追求。这个形象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哪怕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然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此刻权力再强大，也掩盖不了它的空洞。
临终的舒路宾喃喃念着普希金的诗句：“我不会整个死灭。”奥列格却幸运地活了过来，迈向广阔的天地。这是春天的清晨，外面的林荫马路、人行道、单层砖房、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蹲在当街锤打锄头的男人、披着肩巾的女人，都像是在欢迎他归来。他把这一天看成是“创世的第一天”：
“他从茶馆的阳台上看见，被土墙围住的邻家院子上空有一丛粉红、透明、蒲公英似的东西，只是直径几达六米，简单是一个没有份量的粉红色气球。这样大的粉红色植物他从来没有见过。
杏花？？…
奥列格心想：幸亏没有匆匆忙忙走开。往后不看清周遭的情形无限恐怖最新章节，决不向别处闯。
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看那一片空濛的粉红色奇迹。
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
这是一种自由的心态，也是一种意义的发现。发现那种不是由现代人的历史意识所支配的魍魉世界，而是由从前人眼里看出去的自然世界。那时候的人住在简单的房子里却笑口常开，不知道什么是半夜有人敲门的滋味，也不知道什么叫癌。
也许只有在这种宗教情感的体验中，苦难才能转变为一种意义，而不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教训。像舒路宾这样的知识分子经历表明，面对强权制造的恐惧，理性与知识并不可靠，即使人们偶尔有思维的勇气，也是由时代的宽松造成的。恐惧产生于内心，也只有内心的坚信才能战胜它。舒路宾最后大彻大悟，对奥列格说，我感到我的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可能是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按照我们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太明晰，太不矛盾，甚至想要表明善比恶更深刻。然而，将恶奉为上帝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不深刻的理性。在《古拉格群岛》开头，索尔仁尼琴曾这样描写人们被捕时的心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它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有人把这番话解释成作家对个体的赞扬，其实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在作家看来，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权力面前忍辱偷生，恰恰是因为现代人将价值的来源归于人类自身，对精神世界一无所求，却不愿失去任何一点物质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内心的自由，无力对抗外在的力量。
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性之恶，索尔仁尼琴揭示了自由之真。
2007年，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作家在接受俄罗斯国家奖时，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族痛苦的经历和最终战胜恐惧的俄罗斯精神。作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当代继承者，索尔仁尼琴与今天世界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格格不入。这种主观主义断言，人的主体是一切的基础，人能够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曾经把这种主观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
无论我们同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本人曾经炼狱，思考一生，他有权向这个崇拜物质力量的世界发出质问：
“难道人真的高于一切？难道人之上就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QQ470681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