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谢有顺：法在无法之中--关于散文的随想
一、散文的美，美在适当
贾平凹先生在《弘扬“大散文”》一文中说，目前的散文作家的队伍过于单一、过于整齐了，应该扩大，散文才不至于走向穷途末路。我认为这样的呼吁是有价值的。虽说散文无定法
余华 活着 下载，是散漫随意的文字，但这么多年来，文学界也开始慢慢形成一个散文写作的专业领域。有不少的人，专以写作散文为业，俗称散文家，这一方面是散文繁盛的征兆，另一方面也可能把散文带向一种专业化的陷阱：失却了自由的、业余的精神标志，散文还是心灵最亲密的盟友吗？
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以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散文的无规范，使得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所以，我对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历来是很讶异的，我不认为他们的专业姿态能帮助他们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
当代的散文历史可以证实，我的这一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我们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李国文、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叶兆言、包括我这次要论到的铁凝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的是小说家，而于坚是诗人，余秋雨原是理论家……这些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不，也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在散文反对专业化的运动中，小说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变了散文的边界和疆域。在最需要对人和事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地方，在如何应用语言更好地贴近自己的心灵这种话语实践上，小说家似乎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惟一的匮乏就是不太懂得抒情。——而正是这一点，成功地使他们避免了散文界那个由来已久的困境：过度抒情。我们都记得，凡是散文之“用”盛行的时代（尤其是政治化的时代），抒情就会成为散文的主要功能，写人或者记事，游记或者哲思，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指向抒情。一时，散文的酸腐、空泛之气日盛，心灵的真实和朴素的经验日少，散文家集体进入时代为它预设的“思想”空间，歌唱或者感怀，他们的嗓音完全变了，在他们身上，再也找不到散文本应有的慵懒、随意、漫不经心的音调了。这种散文家的语言方式主要是象征（“它不正是……的化身吗？”），情感方式主要是升华（“啊……”，“我梦见……”），并且很快就形成模式，从而把散文这一最为自由的文体，简化成了抒情的工具。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朔，他那把散文“当诗一样写”，“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的努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当时散文通讯化的潮流，但同时也为散文的滥情提供了样板。
今天，滥情已经引起了散文界的普遍警惕，杨朔式的在文末进行牵强升华的模式也慢慢被新一代散文家所摈弃，但过度抒情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散文界。对此，汪曾祺先生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余华经典语录，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蒲桥集〉自序》）
与过度抒情相对的是情感的节制——这是散文写作里的必要维度。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散文的真与美。梁实秋说，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说的也就是节制。小说家散文兴起之后，过度抒情的毛病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大概跟小说家长于叙事而不长于抒情有关，他们更注重经验和事实，更注重自我存在的时代痕迹。这种写作理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写作。——有意思的是，当代的历次散文变革，很少是由专业的散文家来完成的，往往是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对散文写作实践的积极介入，才大大丰富了散文的空间，并改变了散文发展的方向。
二、散文是节制的艺术
当下散文界，业余写作群体（我姑且用这个名词来指称写作散文的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们）反而汇聚成了散文的主流，这并非散文的悲哀，反而是散文的幸运，因为散文的业余地位，接通的往往是散文那条自由、真心而随意的粗大血管。比如，小说家重叙事而轻抒情的特点，在抒情泛滥的时刻，就更容易把散文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想起周作人，他是最早对现代散文进行艺术定位的人，他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基石性文章《美文》里说，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这是第一次对散文的“体”有了清晰的认识：从经验的意义上说，它是“记述的”；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它是“艺术性的”。——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当代的散文作家应该常常回忆起它，以“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标准来遏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尽管周作人在《美文》中也明确指出，现代散文“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但我认为在今天的散文界，强调“叙事”要比“抒情”重要得多，因为诚实地记述（叙事）要比空洞地感怀（抒情）更重要——尽管散文不仅仅是记录，但就散文的现状而言，它确实在如何诚实地记述上面临着饥饿性的匮乏，相反，抒情却显得过于奢侈了。
这其实涉及到散文的真实性这个古老的命题。
真，一直是散文的命脉之一。金代元好问有两句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写的文章若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就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这话对散文尤为适用。鲁迅在1927年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怎么写》，他也说，散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甚至连“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的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为此，鲁迅批判了近现代一些书写自我感情方面的虚假之作，他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点装腔。”显然，鲁迅的警告是有力的，准确的，直到今天，“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还是散文普遍失真的根源。
散文里不受节制的抒情很容易流于虚假，原因也是出在这里。凡抒情，其抒情主体的方向通常是向上的，因此，散文作家笔下的“我”也必定是仰着脸的，他们不敢注视自己脚下的大地，不敢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安，不敢敞露自我里的卑微和无奈，许多的时候，他们仰着脸感怀，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们拥有一个想象的、饱满的自我而已，这个虚构的自我与现实里那个卑微的、真实的自我几乎无关，这就难免有“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的嫌疑。所以，你在那些失控的抒情散文里，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抒情主体：清一色仰着脸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者和追随者。相比之下，发挥了小说家的叙事功能的记述性散文，里面的记述主体反而更为真实，因为有了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处理，“我”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真实。
这也许就是很多小说家能写好散文的真正原因。我关注散文的这部分变化，不仅因为它的真实，也因为它的坦然和自信——抒情散文里的虚假自我，何尝不是不自信、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呢？但小说家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的卑微经验，自己在时代里生存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记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经谈到小说家的散文：
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
“是有人物”，简单的四个字，说出的是一个不简单的散文状况。试想，在那些过度抒情的散文里，我们何曾看见过人物？即便里面有我、你、他，也不过是些飘到了空中的抒情工具和符号而已，何曾有过半点自在而真实的人间气息？多少人写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却抒发得太飘，太张扬，结果，人物也变得虚幻而摇晃起来；而一些小说家写散文，或许还偶尔使用小说的虚构技巧，但他们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务虚，实在，人物反而立住了。
三、好散文应像斯文人的谈吐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余华的论文，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着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很早就发现，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像，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帐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并有力地为文字挽回了神圣感。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
，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七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像），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余华介绍，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
四、散文之大
余秋雨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崇尚大文化散文的阶段。——如何像余秋雨那样，从历史活动中升华出一种较为开阔的散文精神来，一直是一些人在散文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有人跟在余秋雨的身后开始摸索，小有所成。但始作俑者余秋雨却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此之前中国散文的境况，就会知道，余秋雨在散文的文体、气象和语言上的探索，确实为当代的散文写作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经验，也部分改变了当时那种腐朽、僵化、小气的散文路径。至少，在阅读的愉悦性上，余秋雨的散文是其他人所难以匹敌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对余秋雨的散文大加讨伐，其中一个重要罪证就是余氏散文过于煽情，并据此认为，他散文中的一些史实纰漏也是因为煽情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要追问的是，散文作为一种话语性的精神活动，难道只能遵循史实逻辑，而不能遵循情感逻辑？难道作家的笔触要处处都符合历史和理性的标准？我看不一定。毕竟，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立的价值，并常常超越于历史和理性之上，哪怕夸张一点也是常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历代的文学作品，恐怕没有几部是禁得起推敲的。——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卡夫卡的人变甲虫，又何曾有丝毫符合历史和理性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常识问题。所以，我们若能将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和作为学者与明星的余秋雨区别开来，就不难获得关于余氏散文的客观认识。
说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散文，指的是他的散文在视野、气势和深度上，都超越了现有的模式，气象上较为大而开阔，确有过人之处。尽管他后来的几本书越来越弱，水分也越来越多，但他对于大散文的概念被慢慢确立为散文的某种正统，还是有贡献的。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涛的散文居然也被划归到了大散文的行列中，甚至为此还有“南余北周”的说法。——从如此粗糙的命名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我当然知道，周涛在散文上也曾作过追求“大”的努力，但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俗常所说的大散文，需要的是有深度的哲思，而非周涛这种淡定的情思；在语言上，它要的是那种有内在前进力度的语言，而不是周涛这种静而松弛的语言。遗憾的是，周涛自己在这点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自觉。他大概受外面的声音影响太大，容易迷失在这种散文之“大”里，这从《游牧长城》和《山河判断》这样的书名，就可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余华全集，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散文的“大”，是指作家所关注的物质时空的“大”；其实，散文真正意义上的“大”，指的是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却硬要去把握一个大的题材，最终除了“空”之外，我估计不会有其他的收获。周涛与余秋雨的区别正在于此。比如，同样是写山西，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就有那个能力，通过对山西历史的梳理而贯注自己对这个地理区域人文状况的独特思索；但周涛在《老家在山西》、《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酸》和《老父还乡》这些涉及山西的文字中，写得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而决非对山西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可周涛偏偏不甘心自己的笔触一直沉迷于现实事象，他总想将自己的思绪扬起来，于是，不知不觉就在散文发起肤浅的感慨来，就连“我”带“我父亲”经过北京，作者也没忘记重重地抒情一回：
北京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什么地方呢？是陌生，是熟悉。是拥有，是失去；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一段情缘两相弃。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这是典型的过度升华。我以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散文家，应该知道，过度升华是现代散文的大忌。像“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这样的刻意升华，看起来是为了使散文走向“大”，实际的效果却不仅平庸，而且空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并不欣赏散文界一段时间来盛行的尚“大”之风，它使许多人的散文变得轻浮，离自己的心却越来越远，好像大家都在为远方写作，惟独没有人关心自己身边的细节和经验，没有人注意最为日常的精神发现。
五、散文之小
散文离开了诚实的面貌和真实的内心，仅仅依靠一些阔大的感叹，是决不能抵达理想的境界的。阔大的感叹只会落入社会公论和人云亦云之中，惟有透彻的个人感悟和锐利的精神发现，才是维护散文个性的重要力量。因此，散文写作与其追求空洞的“大”，还不如从实在的“小”处进入，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这未尝不能企及大散文的境界。
周涛也有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就是他的新作《狗狗备忘录》。——以我看，它是周涛近年来最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它的成功，很明显，就是因着我上面所说的“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的缘故。在《狗狗备忘录》里，周涛有效地克制了自己的升华欲望，从而把笔触的重点转移到对“狗狗”的细节摹写上，并在这种摹写中进一步发现狗与人的微妙关系。由于有了大量从日常观察而来的细节、经验，周涛可谓将一只“狗狗”给写活了，角度虽小，但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却能将“狗狗”身上潜藏的内涵给逼示出来，至终，一只“狗狗”也成了有锐利发现的精神个案。试看下面这段话：
人在决定养什么狗的时候（偶然收养的不算），总是以自己的品味、性情、审美眼光来挑选的，可以说，是挑选更像自己的狗。人是在养一个非己的自己余华作品集下载，生活在一起，沟通，解闷；狗呢，调动起全部的生存本能和聪明才智，适应你，讨好你，依赖你；本来是为了有骨头啃，渐渐成为习惯和本能，代代遗传，代代进化，以至成为人类的保镖、门将、战士、仆从和弄臣。
同样是带着升华性质的议论性话语，为什么在《狗狗备忘录》一文里，我们读起来感觉不会像《老父还乡》里的议论文字那样空洞？原因在于，它的背后是以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经验作基础的，而且，这段话也充满了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这二者一结合，散文的境界就会突然敞开，变得开阔起来。这样的散文，看起来作者所择定的视角是小的，切入点也是小的，但因为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可以在事物的本质里面长驱直入，散文所需要的精神深度就能得以建立。因此，从小处进入的散文，同样有可能是大散文。这个时候的散文之大，不在于散文的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而好的散文的深度，靠的正是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来最终完成的。
所以，当代的散文要重获大的美学境界和精神空间，光在外面求“大”是无济于事的。那不过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使自己的散文看起来是“大”的，不仅篇幅越写越长，而且在主题选择上，也显得刻意而张扬，好像只有以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方式来写敦煌、沙漠、历史古迹、寂寞文人等，才符合所谓的“大散文”的模式。——余秋雨在这方面的成功太显著了，其他人自然就趋之若鹜。余秋雨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解读历史文化、感叹自身情怀的散文赝品。要想从这种状况里突围，我想，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的散文观念：不要一味地求“大”，相反，我更愿意鼓励散文作者用真实的“小”来对抗虚假的“大”；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并尖锐地进入到这个点的深处，它同样能够达到散文之“大”境界。
说到底，散文之“大”，不在于某种外表，而在于它深处所敞开的精神秘密有多少，它里面所隐藏的个人感悟有多少，以及作者的心灵敏感和语言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这些相结合所形成的内在的精神气势，才是最终衡量一个散文家是“大”是“小”的根本尺度。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对周涛散文的总体评价可能刚好与现成的文坛结论相反：周涛那些试图写“大”的散文，往往容易显得空洞而刻意；反而他那些从“小”处集中力量的篇章，更见他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我愿意将他后一种散文谓之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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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先生在《弘扬“大散文”》一文中说，目前的散文作家的队伍过于单一、过于整齐了，应该扩大，散文才不至于走向穷途末路。我认为这样的呼吁是有价值的。虽说散文无定法
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以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散文的无规范，使得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所以，我对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历来是很讶异的，我不认为他们的专业姿态能帮助他们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
当代的散文历史可以证实，我的这一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我们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李国文、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叶兆言、包括我这次要论到的铁凝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的是小说家，而于坚是诗人，余秋雨原是理论家……这些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不，也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在散文反对专业化的运动中，小说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变了散文的边界和疆域。在最需要对人和事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地方，在如何应用语言更好地贴近自己的心灵这种话语实践上，小说家似乎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惟一的匮乏就是不太懂得抒情。——而正是这一点，成功地使他们避免了散文界那个由来已久的困境：过度抒情。我们都记得，凡是散文之“用”盛行的时代（尤其是政治化的时代），抒情就会成为散文的主要功能，写人或者记事，游记或者哲思，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指向抒情。一时，散文的酸腐、空泛之气日盛，心灵的真实和朴素的经验日少，散文家集体进入时代为它预设的“思想”空间，歌唱或者感怀，他们的嗓音完全变了，在他们身上，再也找不到散文本应有的慵懒、随意、漫不经心的音调了。这种散文家的语言方式主要是象征（“它不正是……的化身吗？”），情感方式主要是升华（“啊……”，“我梦见……”），并且很快就形成模式，从而把散文这一最为自由的文体，简化成了抒情的工具。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朔，他那把散文“当诗一样写”，“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的努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当时散文通讯化的潮流，但同时也为散文的滥情提供了样板。
今天，滥情已经引起了散文界的普遍警惕，杨朔式的在文末进行牵强升华的模式也慢慢被新一代散文家所摈弃，但过度抒情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散文界。对此，汪曾祺先生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余华经典语录，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蒲桥集〉自序》）
与过度抒情相对的是情感的节制——这是散文写作里的必要维度。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散文的真与美。梁实秋说，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说的也就是节制。小说家散文兴起之后，过度抒情的毛病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大概跟小说家长于叙事而不长于抒情有关，他们更注重经验和事实，更注重自我存在的时代痕迹。这种写作理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写作。——有意思的是，当代的历次散文变革，很少是由专业的散文家来完成的，往往是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对散文写作实践的积极介入，才大大丰富了散文的空间，并改变了散文发展的方向。
二、散文是节制的艺术
当下散文界，业余写作群体（我姑且用这个名词来指称写作散文的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们）反而汇聚成了散文的主流，这并非散文的悲哀，反而是散文的幸运，因为散文的业余地位，接通的往往是散文那条自由、真心而随意的粗大血管。比如，小说家重叙事而轻抒情的特点，在抒情泛滥的时刻，就更容易把散文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想起周作人，他是最早对现代散文进行艺术定位的人，他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基石性文章《美文》里说，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这是第一次对散文的“体”有了清晰的认识：从经验的意义上说，它是“记述的”；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它是“艺术性的”。——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当代的散文作家应该常常回忆起它，以“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标准来遏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尽管周作人在《美文》中也明确指出，现代散文“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但我认为在今天的散文界，强调“叙事”要比“抒情”重要得多，因为诚实地记述（叙事）要比空洞地感怀（抒情）更重要——尽管散文不仅仅是记录，但就散文的现状而言，它确实在如何诚实地记述上面临着饥饿性的匮乏，相反，抒情却显得过于奢侈了。
这其实涉及到散文的真实性这个古老的命题。
真，一直是散文的命脉之一。金代元好问有两句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写的文章若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就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这话对散文尤为适用。鲁迅在1927年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怎么写》，他也说，散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甚至连“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的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为此，鲁迅批判了近现代一些书写自我感情方面的虚假之作，他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点装腔。”显然，鲁迅的警告是有力的，准确的，直到今天，“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还是散文普遍失真的根源。
散文里不受节制的抒情很容易流于虚假，原因也是出在这里。凡抒情，其抒情主体的方向通常是向上的，因此，散文作家笔下的“我”也必定是仰着脸的，他们不敢注视自己脚下的大地，不敢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安，不敢敞露自我里的卑微和无奈，许多的时候，他们仰着脸感怀，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们拥有一个想象的、饱满的自我而已，这个虚构的自我与现实里那个卑微的、真实的自我几乎无关，这就难免有“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的嫌疑。所以，你在那些失控的抒情散文里，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抒情主体：清一色仰着脸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者和追随者。相比之下，发挥了小说家的叙事功能的记述性散文，里面的记述主体反而更为真实，因为有了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处理，“我”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真实。
这也许就是很多小说家能写好散文的真正原因。我关注散文的这部分变化，不仅因为它的真实，也因为它的坦然和自信——抒情散文里的虚假自我，何尝不是不自信、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呢？但小说家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的卑微经验，自己在时代里生存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记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经谈到小说家的散文：
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
“是有人物”，简单的四个字，说出的是一个不简单的散文状况。试想，在那些过度抒情的散文里，我们何曾看见过人物？即便里面有我、你、他，也不过是些飘到了空中的抒情工具和符号而已，何曾有过半点自在而真实的人间气息？多少人写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却抒发得太飘，太张扬，结果，人物也变得虚幻而摇晃起来；而一些小说家写散文，或许还偶尔使用小说的虚构技巧，但他们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务虚，实在，人物反而立住了。
三、好散文应像斯文人的谈吐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余华的论文，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着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很早就发现，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像，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帐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并有力地为文字挽回了神圣感。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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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像），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余华介绍，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
四、散文之大
余秋雨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崇尚大文化散文的阶段。——如何像余秋雨那样，从历史活动中升华出一种较为开阔的散文精神来，一直是一些人在散文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有人跟在余秋雨的身后开始摸索，小有所成。但始作俑者余秋雨却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此之前中国散文的境况，就会知道，余秋雨在散文的文体、气象和语言上的探索，确实为当代的散文写作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经验，也部分改变了当时那种腐朽、僵化、小气的散文路径。至少，在阅读的愉悦性上，余秋雨的散文是其他人所难以匹敌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对余秋雨的散文大加讨伐，其中一个重要罪证就是余氏散文过于煽情，并据此认为，他散文中的一些史实纰漏也是因为煽情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要追问的是，散文作为一种话语性的精神活动，难道只能遵循史实逻辑，而不能遵循情感逻辑？难道作家的笔触要处处都符合历史和理性的标准？我看不一定。毕竟，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立的价值，并常常超越于历史和理性之上，哪怕夸张一点也是常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历代的文学作品，恐怕没有几部是禁得起推敲的。——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卡夫卡的人变甲虫，又何曾有丝毫符合历史和理性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常识问题。所以，我们若能将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和作为学者与明星的余秋雨区别开来，就不难获得关于余氏散文的客观认识。
说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散文，指的是他的散文在视野、气势和深度上，都超越了现有的模式，气象上较为大而开阔，确有过人之处。尽管他后来的几本书越来越弱，水分也越来越多，但他对于大散文的概念被慢慢确立为散文的某种正统，还是有贡献的。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涛的散文居然也被划归到了大散文的行列中，甚至为此还有“南余北周”的说法。——从如此粗糙的命名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我当然知道，周涛在散文上也曾作过追求“大”的努力，但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俗常所说的大散文，需要的是有深度的哲思，而非周涛这种淡定的情思；在语言上，它要的是那种有内在前进力度的语言，而不是周涛这种静而松弛的语言。遗憾的是，周涛自己在这点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自觉。他大概受外面的声音影响太大，容易迷失在这种散文之“大”里，这从《游牧长城》和《山河判断》这样的书名，就可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余华全集，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散文的“大”，是指作家所关注的物质时空的“大”；其实，散文真正意义上的“大”，指的是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却硬要去把握一个大的题材，最终除了“空”之外，我估计不会有其他的收获。周涛与余秋雨的区别正在于此。比如，同样是写山西，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就有那个能力，通过对山西历史的梳理而贯注自己对这个地理区域人文状况的独特思索；但周涛在《老家在山西》、《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酸》和《老父还乡》这些涉及山西的文字中，写得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而决非对山西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可周涛偏偏不甘心自己的笔触一直沉迷于现实事象，他总想将自己的思绪扬起来，于是，不知不觉就在散文发起肤浅的感慨来，就连“我”带“我父亲”经过北京，作者也没忘记重重地抒情一回：
北京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什么地方呢？是陌生，是熟悉。是拥有，是失去；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一段情缘两相弃。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这是典型的过度升华。我以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散文家，应该知道，过度升华是现代散文的大忌。像“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这样的刻意升华，看起来是为了使散文走向“大”，实际的效果却不仅平庸，而且空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并不欣赏散文界一段时间来盛行的尚“大”之风，它使许多人的散文变得轻浮，离自己的心却越来越远，好像大家都在为远方写作，惟独没有人关心自己身边的细节和经验，没有人注意最为日常的精神发现。
五、散文之小
散文离开了诚实的面貌和真实的内心，仅仅依靠一些阔大的感叹，是决不能抵达理想的境界的。阔大的感叹只会落入社会公论和人云亦云之中，惟有透彻的个人感悟和锐利的精神发现，才是维护散文个性的重要力量。因此，散文写作与其追求空洞的“大”，还不如从实在的“小”处进入，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这未尝不能企及大散文的境界。
周涛也有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就是他的新作《狗狗备忘录》。——以我看，它是周涛近年来最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它的成功，很明显，就是因着我上面所说的“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的缘故。在《狗狗备忘录》里，周涛有效地克制了自己的升华欲望，从而把笔触的重点转移到对“狗狗”的细节摹写上，并在这种摹写中进一步发现狗与人的微妙关系。由于有了大量从日常观察而来的细节、经验，周涛可谓将一只“狗狗”给写活了，角度虽小，但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却能将“狗狗”身上潜藏的内涵给逼示出来，至终，一只“狗狗”也成了有锐利发现的精神个案。试看下面这段话：
人在决定养什么狗的时候（偶然收养的不算），总是以自己的品味、性情、审美眼光来挑选的，可以说，是挑选更像自己的狗。人是在养一个非己的自己余华作品集下载，生活在一起，沟通，解闷；狗呢，调动起全部的生存本能和聪明才智，适应你，讨好你，依赖你；本来是为了有骨头啃，渐渐成为习惯和本能，代代遗传，代代进化，以至成为人类的保镖、门将、战士、仆从和弄臣。
同样是带着升华性质的议论性话语，为什么在《狗狗备忘录》一文里，我们读起来感觉不会像《老父还乡》里的议论文字那样空洞？原因在于，它的背后是以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经验作基础的，而且，这段话也充满了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这二者一结合，散文的境界就会突然敞开，变得开阔起来。这样的散文，看起来作者所择定的视角是小的，切入点也是小的，但因为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可以在事物的本质里面长驱直入，散文所需要的精神深度就能得以建立。因此，从小处进入的散文，同样有可能是大散文。这个时候的散文之大，不在于散文的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而好的散文的深度，靠的正是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来最终完成的。
所以，当代的散文要重获大的美学境界和精神空间，光在外面求“大”是无济于事的。那不过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使自己的散文看起来是“大”的，不仅篇幅越写越长，而且在主题选择上，也显得刻意而张扬，好像只有以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方式来写敦煌、沙漠、历史古迹、寂寞文人等，才符合所谓的“大散文”的模式。——余秋雨在这方面的成功太显著了，其他人自然就趋之若鹜。余秋雨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解读历史文化、感叹自身情怀的散文赝品。要想从这种状况里突围，我想，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的散文观念：不要一味地求“大”，相反，我更愿意鼓励散文作者用真实的“小”来对抗虚假的“大”；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并尖锐地进入到这个点的深处，它同样能够达到散文之“大”境界。
说到底，散文之“大”，不在于某种外表，而在于它深处所敞开的精神秘密有多少，它里面所隐藏的个人感悟有多少，以及作者的心灵敏感和语言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这些相结合所形成的内在的精神气势，才是最终衡量一个散文家是“大”是“小”的根本尺度。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对周涛散文的总体评价可能刚好与现成的文坛结论相反：周涛那些试图写“大”的散文，往往容易显得空洞而刻意；反而他那些从“小”处集中力量的篇章，更见他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我愿意将他后一种散文谓之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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