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１９４９年 占领南京后，在雨花台修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写着：国民黨政府在雨花台曾经屠杀了３０万 黨烈士。毛澤 亲自为纪念碑提词：“死难烈士万岁”。但在毛澤 时代并没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碑”。 １９７９年以前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中
比如１９５８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１９３７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样简单的记述，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而该书在１９２７年的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屠杀大量 黨和革命群众的记载。１９７５年版的《新编中国史》中的“历史年表”中，关于１９３７年也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完全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踪影。１９７９年版的全日制中学历史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才首次登场，直到１９８５年 国政府才开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日本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澤 时代 国政府要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难道是因为毛澤 特别地亲日？的确毛澤 本人亲口对日本人讲过“要感谢日本的侵略”之类的话。
以笔者看，毛澤 时代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倒不是因为毛澤 特别的亲日，而是因为毛澤 要丑化蒋介石，要编造一个国民黨不抗日，只有 黨抗日的谎言。在毛澤 时代的历史书中，把国民黨军队描述成一见日军就逃跑的形像，称 黨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８０％以上的日伪军，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在 黨战场，抗日战争是在 黨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如果向学生们讲述“南京大屠杀”，必然要提到国民黨军队的抗战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显然与“ 黨领导抗日战争，国民黨逃跑避战”的神话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１９７９年后 开始承认国民黨军队在抗战初期曾积极抗战，这才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重新出世。
南京大屠杀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实说明，为了在历史上圆满一个神话或谎言，就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编造十个新的谎言。制造神话的结果使中国的历史书中谎言遍地。现在中国的历史书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近代史的部份仍然掺假很多。
南京大屠杀本来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样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政治所利用，更不应该为了政治的目的来随意篡改和歪曲历史事实。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科书却是随着政治局势一变再变，南京大屠杀从被抹煞又一变为被过份强调，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应该以严肃和负责的求实历史观点来加以探讨。
一、南京战役的背景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来拖垮日本。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蒋介石将他最精锐的、由德国将军亲自训练的全德式装备的三个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投入上海，主动向在上海租界的日军进攻，使中日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面战争。随后蒋介石向上海投入了７０万大军，迫使日本向上海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２０万人的上海派遣军来与中国军队抗衡。上海战役中日军的伤亡多达５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多达２７万余人。为了打开上海战线的胶着局面，日军又派出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的１０万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夹击中国军队。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使中国军队面临背腹受敌的局面而被迫撤退。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上海失陷。
上海陷落后，距离上海３００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上海失陷两天后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在该会议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大部份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上海和南京之间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而且中国军队的主力在上海战役中死伤消耗甚大，战斗力的恢复需要相当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对日作战战略是持久战，并不在于争夺个别城池的得失。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可是这时唐生智却站出来激昂地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愿意守卫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过去曾二次参加倒蒋运动。到１９３７年，唐生智在国民政府中已仅仅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名誉官员。这次唐生智出来主动请战，也是出于一种企图恢复军权的功名心。唐生智这样激昂的爱国主义发言和决心，使其它将领都失去了反驳的勇气。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
从内心来讲，蒋介石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因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在战略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由于９。１８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被贴上不抵抗的“恐日病”标签，蒋介石害怕下令不战而放弃南京，又会被社会舆论和他的政敌指责为投降和卖国。所以蒋介石希望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短期抵抗极品调教师 吾爱，以应付社会舆论。但唐生智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议，在道义上尽占上风，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战计划。死守南京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后来南京军民的重大伤亡，是南京大屠杀的契机。
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发动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让在经历了３个月艰苦作战和巨大损失的日军“凯旋归国”。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７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１１月１５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１１月２０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１１月２２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象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军。多田次长等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１１月２８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
二、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以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１万２千余人）。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上海战役中人员损失都已过半，士兵的大多数都是临时补充的新兵。由于中国没有预备役的征兵制度，这些新兵都是从农村临时召集或强行抓来的壮丁。这些新兵完全没有受过基础的军事训练，使三个主力师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只有教导总队有较强的战斗力。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以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已全部撤离南京，蒋介石夫妇也于１２月７日飞离南京。在国民政府撤离前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唐生智司令悲壮地发誓要和南京共存亡。南京的行政机构撤走后，将南京的行政责任委托给由德国人拉贝为首的十几个西方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保护一般平民难民的安全区。
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一条路。可是唐生智却摆出了“背水一战”的布阵，将长江上的渡船全部销毁，自己断绝了南京守军的退路。唐生智还把三十六师布置在面临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下令如果有人试图向城外逃跑就开枪阻止。１２月９日，松井司令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国军队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前投降，但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于是日军在１２月１０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南京的城墙高达２０米，宽１３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但守卫光华门的是最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抵抗也十分顽强，到１２月１２日为止的３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７２００余人（死２６００人，负伤４６００人） ，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
可是在１２月１２日傍晚７点，唐生智却突然向各路守军发出撤退的命令，自己也背弃了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于１２月１２日傍晚８点，乘坐为他保留的最后一条小汽艇北渡长江逃走。唐生智的带头出逃引起了南京守军的哗然，本来大家都准备战死到最后一个人，可是自己的司令却在最关键时刻首先背信逃走，还有谁愿意继续拼命抵抗？南京守军一下就发生总崩溃，完全失去了组织，官兵们开始各自设法逃命。
由于南京三面被日军包围，唯一可以逃跑之路就是北渡长江。于是大量士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蜂拥向挹江门，试图北渡长江而逃。但唐生智并没有解除他对守卫挹江门发出的三十六师的不准任何人出城逃跑的命令，所以三十六师开枪阻止试图出城逃跑的守军，于是中国军队双方发生了交火，最后城内的守军动用准备进行街巷战的坦克垂死老头帝国调教师，击破挹江门出城，随后的大量逃兵和试图逃跑的难民也乘势冲出城外。但渡江的船只已全部销毁，很多人就抓一块木板、一条树枝试图游水渡过近２公里宽的长江。但１２月份的江水十分寒冷，绝大部份试图渡江的人全冻死在江中。一些逃兵看见无法渡江，就再次返回城中。他们扔掉武器，脱掉军装，抢夺老百姓的服装穿在身上，逃入保护一般平民难民的“安全区”。
１２月１３日一早，日军吃惊地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退走，日军轻易冲入南京城内。下午２点左右，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挹江门，发现挹江门外有成千上万的逃兵和难民挤杂在一起试图渡江，于是日军向逃兵和难民们开火，造成血染长江的大惨案。由于南京城内四处都是中国士兵脱扔的军装和武器，日军认定有大量的中国军人化装成平民潜入“安全区”。由于在上海战役中日军多次遭到平民和学生组成的“便衣队”的袭击，所以日军开始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抓捕“便衣队”。一旦抓捕到隐藏在“安全区”内的逃兵就处死，一些无辜的平民也因此被杀。此外，日军还以缺乏粮食为由，杀害了很多投降的中国士兵。
日军１２月１３日进城后的２周内，日军士兵在南京进行了大量的杀人、强奸和抢劫，这就是“南京大屠杀”。据 国政府估计有３０万人被害，但多数日本人认为３０万人是一个过份夸大的数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在后面再谈。关于南京大屠杀具体过程的中文资料非常丰富，在此就不再赘言。
三、几点反思
对于中国方面，南京保卫战是一次遭到惨重损失的、非常失败的战役，其教训是深刻的。首先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完全没有必要，当时中国的大部份将领也反对死守南京。死守南京的计划是唐生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的“极左”路线的产物。保卫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和塑造“爱国者”的面子。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这样“极左”的爱国口号，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出来阻止，因为大家都怕承担卖国或汉歼的罪名。蒋介石之所以不肯不战而放弃南京也是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但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塑造“爱国”的形像，在太残酷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还是中国官僚的腐败程度。唐生智在公共场合上信誓旦旦的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并销毁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军民的所有退路。但暗地里却为他自己准备了逃跑用的船只，并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对于唐生智的撤退命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唐生智自己下的撤退命令；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向唐生智发出“若不能坚持可以撤退”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唐生智都付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军队司令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一定要说明向哪个方向撤退、以什么方式撤退、谁先退谁后退、谁来断后掩护，这是司令官的起码责任。绝不能说一声“撤退”，就扔下军队不管自己首先逃跑。如果唐生智能够少贪生怕死一些，指挥南京的军队有组织地撤退，绝不会死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中，象唐生智这样口头上最英勇无畏，实际上最贪生怕死的腐败官僚，绝对不是少数。后来唐生智又投靠 黨，作了一个“花瓶”的政协委员，１９６７年被红卫兵迫害而死。
当时南京城中大量的中国士兵扔掉武器、脱掉军装逃跑，被西方和日本人作为中国士兵贪生怕死、没有爱国心的笑谈。但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中国士兵之所以这么做，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出卖他们的腐败官僚的愤恨。守卫南京的中国士兵在唐生智逃跑以前并没有人脱掉军装逃跑，大家下了与南京共存亡、与指挥他们的司令官一起牺牲的决心。当他们得知要求他们战死到最后一个人的司令官带头逃跑时，其被欺骗的愤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扔掉武器、扔掉军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示他们不再为那些欺骗他们的腐败官僚去卖命的决心。还有一些军队得知唐生智带头逃跑后主动向日军投降，后来成为汪精卫政府的“伪军”。
鸦片战争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军队往往是望风而逃。其原因并不是中国士兵的贪生怕死，而是指挥他们的腐败军官们贪生怕死。在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中国军队的不是怕死的腐败军官，所以中国军队也赢得了不怕死的声誉。中国近代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其根源还在于腐败的官僚。对于那些一切为了钱的贪官们，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能够在战场上经得起生死的考验。
对于日本方面，南京战役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南京战役是日军中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日军虽然占领了南京，但结果反而使其完全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在战略上是完全失败的。同时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奸抢，使日本人背上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在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时极品教师，日军以军纪最好、没有进行烧杀奸抢而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为什么南京战役中日军出现了大规模的烧杀奸抢呢？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军在南京出现大规模的烧杀奸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严重的物质不足。由于南京战役是下级军官煽动、急造出来的战役，完全没有进行粮草等基本物资的准备。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时都是靠“现地解决” 来解决所需的粮草。所谓“现地解决”其实就是抢劫。由于上海到南京一带是中国有名的粮仓，所以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路日军还没有遇到太大的粮草困难。可是在南京战役中，中国采用了“焦土政策”，将南京周围１６公里以内的村庄全部烧光，人员全部撤走，使日军在攻打南京时无法从附近搞到足够的粮草。据一个当时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回忆，在２天的南京攻城战中，他只吃过一棵生白菜。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一旦进入南京城就进行大肆抢劫是可以想象的，而抢劫又往往伴随着杀人。因此物质不足成为日军在南京城中大肆抢劫杀人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大量的高龄预备役士兵。 １９３７年日本的现役陆军部队只有２５万人，上海战役时紧急动员预备役部队才组成了一支３０万人的大军。所以进攻南京的士兵大部份是２５岁以上的高龄预备役士兵。现役部队的士兵是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进入军队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触过社会，没有社会上的各种不良习气，比较单纯和遵守纪律。而高龄预备役士兵已进入社会多年，很多人染上了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和习惯，要使一支由染有不良习气的人所组成的部队保持较好的军纪相当困难。
据日军第十军自己的内部记录，第十军的军法部在南京期间处理了１０２件士兵犯罪案件（杀人、强奸、抢劫等）。其中现役士兵只有４人，其它都是高龄预备役士兵。可见高龄预备役士兵是犯罪、特别是强奸犯的主力军。１９４５年苏联进攻“满洲国”时，以高龄士兵为主的苏军士兵在“满洲国”也发生了大量强奸事件，可见保持高龄士兵的军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南京战役后，日军也意识到大量强奸事件的严重性。从１９３８年开始日军开始在军中设立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机构，“慰安妇”机构的设立使日军在后来的战争中强奸事件大为减少。美国后来也“学习”了日本的“慰安妇”经验，１９４５年美军在日本上陆时，美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日本政府在１０天以内为美军提供１万名以上的“慰安妇”。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人对战俘的态度。 由于历史上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日本人形成了宁死不当俘虏的世界观。１９３２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日军的空闲升少佐在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中国军队俘虏。停战后空闲升少佐被送还日本，但他在回到日本后自杀，以死来洗去他曾经作过俘虏的耻辱。该事件在日本一时成为美谈。中国抗战期间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据说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后跳崖自尽，追赶他们的日军士兵在五壮士跳崖后，曾列队脱帽表示敬意。日本人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对俘虏的人格歧视，这是造成日军虐待和杀害战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中日在“南京大屠杀”上的争执
中日双方一直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存在争执，这成为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日本有一些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但大部份人还是承认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屠杀，但人数绝没有中国所说的３０万之多。中日双方在“南京大屠杀”上的争点主要在人数上。
一些日本人说中国人历来就对数字问题很不认真，在中国历次的古代战争中从来没有认真细致的伤亡人数统计，只有死亡１０万、３０万这样的估计数字。 黨说国民黨在南京雨花台曾经屠杀了３０万 黨人，３０万这个人数并不是经过严格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为了凸现国民黨的残酷性就随意制造出３０万这个数字，反正国民黨在南京雨花台的确屠杀过很多 黨人。当然台湾的国民黨不会承认这个数字。１９８９年六。四时，一位中国人在电视上公开对外国记者说在北京有几万人被杀，后来该人被 黨以造谣罪判刑。其实该人并不一定是有意要诋毁 黨，中国人在传统上就对数字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喜欢随意夸大。
为了说明国民黨的残酷， 黨夸大国民黨的杀人人数；为了说明 黨的残酷，民 人士夸大 黨的杀人人数，似乎不对对方的罪行进行夸大，就不能充份说明对方的罪恶。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心态。
１９４７年审判日本战犯时，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法庭提交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为３４万，但国际法庭在最后判决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为２０万。在稍后对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松井石根大将的死刑判决书中，又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到１０万。为什么国际法庭要压缩 国政府提出的被害人数的数字？这值得中国人深思。不过中国人对数字问题并不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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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评论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世界上“最苦恼”的历史学家，在中国不能进行求实的历史学研究。上面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正确的，历史学家们只能去研究寻找焚书坑儒正确性的依据，绝不能研究出焚书坑儒并不正确的结论。上面说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是３０万，历史学家们只能去寻找被害人数是３０万的依据，绝不能研究出被害人数不到３０万的结论。中国的历史是“唯上历史”而不是“唯实历史”，这种“唯上历史”在中国可以通用，但在国际舞台上绝对没有任何效力。
国政府今后应该放开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上的“人数限定”，因为被害３０万人这个数字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也没有被承认。应该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用“唯实负责”的态度，搞清南京大屠杀的真正被害人数，为人类的历史书写真实的一页。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会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取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使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极品女教师，并于８月９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 一三淞沪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１１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后，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鹤港之线，结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转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福山、浒浦）进行威胁，只好继续向锡（无锡）澄（澄山，江阴县城）线既设阵地撤退，终于在锡澄线上也没有站住脚。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问题，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１１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当时我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认为日军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
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１２个团，顶多１８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蒋介石虽说我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则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令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浙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１１月的１５、１６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极品调酒师，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仍主张只用１２至１８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谈了一遍。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时即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树林荫蔽的四方城旁边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幢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乍（浦）嘉（善）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向南当浔压迫等情况后，就乘船去汉口了。
蒋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针后，唐生智在１１月２０日先行到职（命令２４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首先把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军序列，并准备调第六十六军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水镇（汤山）、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
在防御方针上则已改为永久性防御了。大约是２７、２８日左右，日军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
南京失守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确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１１月２７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
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
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１０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
１２月４日，右、中两路日军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１２月８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
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上于１１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沿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日军，从１０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向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日军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日军打退，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战斗继续到１２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逃脱。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２０００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附近作战。到下午４时许，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又由三汉河向下关搭浮桥极品调教师 八十二，作向下关撤退的准备，又经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
据说当天下午５时左右，唐生智向守城各部队长下达了撤退、突围的命令。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而是退入挹江门，造成极度混乱，使许多人在城门洞内丧生或淹殁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有些部队长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１３日敌人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像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
在蒋介石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人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并占领了南京。我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撤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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