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文化事件及其隐喻
经过2006年国产商业大片的冲击之后，200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在大部分时间显得分外沉寂，影片的创作总量明显萎缩，虽然有为数不多的新片问世，但均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汤唯激情，人们所期待的创作高潮似乎愈行愈远。然而，当李安斩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的新作《色，戒》亮相中国市场后，却掀起了空前的评议热潮，各阶层的人士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声音，甚至北大等学府众多非影视专业的学者纷纷介入，使原本沉寂的影视界顿时众声喧哗，各大媒体也不失时机地传送着最新评论，由《色，戒》引发的文化事件已昭然若揭。基于张爱玲一部并不被人重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竟然在短时间内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极地震荡并终至酿成文化事件，本身就蕴涵着亟待破译的文化密码和耐人寻味的社会意义，对这些事理的澄清就不单关乎一部影片的审美价值问题。本文的写作意图，正在于刺探《色，戒》所营构的隐喻，以及解码围绕《色，戒》所展开的文化事件。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隐喻，是主人公的命运归宿问题。作为汉奸的易先生不仅稳健地行走在声色犬马的乱世上海汤唯的电影，而且即使在影片的结尾也依然毫发未损，继续着其出卖国家的行径。相反，一帮爱国的热血青年，却在刺杀汉奸的行动未果之后，一个个被枪决。这样的结局，本身就暗示出创作者李安违背历史真实的企图，即汉奸是不可战胜的，行刺汉奸是没有结果的。尽管李安基本按照张氏的情节拍摄，但诸多镜头的出现，像爱国青年被枪决前的跪倒，并面对深不见底的沟壑哀叹，就不仅与原著背道而驰，而且其暗示性也格外凸显。
第二个隐喻来自于文化误读。当前的语境整体上处于后殖民时期，文化入侵是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的总体战略，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定位自己的角色乃是当务之急。电影作为一种醒目的文化标识，必然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内涵，更是呈示知识分子身份的利器，所以，尽管李安一再申明《色梁朝伟汤唯被删视频，戒》表现的仍然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但《色，戒》的影像事实却与李安的申明形成了显在的悖论，李安所谓对政治的“超然”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汉奸易先生走的是殖民路线，他毫不犹豫地背弃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传统，尤其对民族身份视之若埃尘，这样的人物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安排他将热血青年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见，《色，戒》是对殖民文化的一种有力回应。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是富于意味的，即易先生和王佳芝在一间餐馆会面，房间的整体陈设完全是东洋式的，回旋的是东洋乐曲，此时王佳芝站起来开始跳东洋舞，且表现得极为陶醉。这个电影段落的设置，透露出李安对日本文化的激赏，是典型的文化身份的迷失。
第三个隐喻与文化符号的运作有关。在电影创作中，导演是真正的作者汤唯哪里人，而演员则是导演运作的文化符号，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运作，从表相上看似乎具有偶然性，然而从深层心理上看，表达的却是导演的审美意识形态取向。《色，戒》中出任第一女主角王佳芝的是初试牛刀的青春演员汤唯，汤唯的表演无疑是真诚的、投入的，也是符合李安的审美理想的，但是置身于《色，戒》这个对象世界，汤唯的纯真、稚气，以及对生活体验的匮乏，都不足以承载原型人物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而作为王佳芝对手的易先生，则由香港当红男星梁朝伟饰演，梁氏的沉着、干练，恰恰与汤唯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影片中几个情节都渲染了易先生的多疑、狡猾。另外，一些次要人物，如饰演邝裕民的王力宏，显得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且多处镜头表述了这个热血青年的卤莽和懦弱，如王佳芝第一次引诱易先生进入其房间，邝裕民等在门后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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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隐喻源自李安的“理智与情感冲突”论。李安的早期影片，如《喜宴》、《推手》等较清晰地传达了“理智与情感冲突”的主题，其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解读。辄至《色，戒》，李安虽力图凭借对敏感题材的触及以求更饱满地传达这一主题，即以王佳芝这样的热血女性，在行刺汉奸和情爱抉择中作出历史性的判断。但因为掌控失度，主人公王佳芝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耽于对情色的留恋，主动供出了攸关生死的信息。三场床上戏对推进剧情毫无意义，显得重复累赘，而且本来是可以很含蓄地表现的。李安如此不厌其烦地表现情色，就不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问题了汤唯激情戏，它不能不让人理解为王佳芝生物性的本能渴求剧变为自身肌体的冲突。况且，热血青年们的功败垂成，是一枚钻戒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相对于数名热血青年的性命，钻戒显得更重要。这个高潮戏的处理，表现出李安爱情观的悖论，也是对他一贯阐释的“理智与情感冲突”主题的整体性颠覆。
围绕《色，戒》所产生的文化事件包含众多的话题，然而有几个话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学术界对本片持有的严重对立的观点，例如有些学者，从所谓“人性”与“艺术”的角度极力推崇《色，戒》，给本片一个很不适当的评价。“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是虚无缥缈的，《色，戒》所涉及的是具体的语境，有其无法遮蔽的历史内涵，企图用一个空泛的名词搪塞，就不仅不是明智之举，而且让人怀疑评论者是否认真阅读过本片。同时，电影艺术也有其考察标准，不是简单地以构图、色彩、镜头组合、蒙太奇修辞为终极标准的，而更应该从其审美价值层、事理真相层、历史内蕴层和哲学意味层分别予以考察。倘若真的从上述四个层面考察，《色，戒》达到了什么艺术水准也是不言自明的。也许由于李安在影视界之不可动摇的地位，《色，戒》在诞生之初已经被有些学者产生了“动情谬见”，先入为主地设想了学术套路，从而脱离影像事实地动情地评说。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国家认同危机的隐忧。《色，戒》的叙述者李安试图站在一个中间的立场描述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惨痛的记忆，一幅人性裂变的社会图景，但由于操作不当，不时顾此失彼，也因此导向了殖民文化的泥潭。传统的道德规范、民族国家的认同、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等等都被嘲弄和瓦解，观众在观看《色，戒》时似乎极容易失去判断是非的准则，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产生对汉奸的同情、欣赏和赞叹的心理效应，民族国家的荣誉、利益、前途等涉及一些重大问题的话题也被身体叙事所遮蔽，被本能的冲动所颠覆。《色，戒》所昭示的这种取缔民族国家认同的趋向，正迎合了全球化进程中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所以，其负面影响不能不予以警惕。
无论如何，由《色，戒》所造成的文化事件还在继续，关于《色，戒》评论的众声喧哗也还将继续。它一定意义上表明，我们所引以自豪的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也许有一天，我们只能站在民族文化的废墟上眺望迷蒙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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