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续上
这个时代还需要神话吗
在浸会大学，一个午后，我去黄子平先生的课上班访。所谓班访，就是座谈。黄子平出了个题“好山好水好文章”，我落座后对了一句“废水废气废都城”。学生们笑起来。讲演之前
果然，一开始，我就信马由缰地从童年所听到的神话讲起。我说，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是个小村子。非常寒冷，每年有多半年在飘雪。那时候不通电，没有电视，冬天黑得早，我们吃过饭，就搬着小板凳，围聚在火炉旁，借着炉火的光，一边喝茶一边讲故事。说故事的都是老人，他们讲的，大都是神话故事。什么年画中的姑娘每天从画中下来，为贫穷的小伙子做饭；什么赶考的秀才在夜晚的花园遇见花神，花神护佑秀才，使他中了状元；什么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在种菜时，收获了一个大倭瓜，把它切开，里面竟然蹦出来一个活泼的男娃娃……这样的神话，使寒冬变得温暖，使黑暗变得光明。当然，也有恐怖的神话，比如借尸还魂、狐仙害人一类的，但结局总会蹦出一个孙悟空似的圣人，能够清除妖孽，惩恶扬善。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就是这些神话。
我由此谈到了自己的新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说其中的一个情节，就是老人们讲给我的。他们说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地有个无儿无女的猎人，有一次进山打猎，忽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猎人很高兴，因为狐狸的皮毛很值钱。猎人举起枪，朝狐狸瞄准。然而未等他扣动扳机，狐狸却像人一样站直了，它抱着两只前爪，给猎人作个揖，叫着猎人的名字，说，某某某，我知道你好枪法!狐狸作揖已让猎人手软了，再加上它说的那句话，更是让他心惊胆战，猎人知道自己遇到了得道成仙的狐狸，连忙放下猎枪，跪下。狐狸转身朝密林深处去了，猎人回到家，把他的奇遇说给左邻右舍听，从此他放下猎枪。以种地为生了。猎人变成农夫后，日子过得安闲，他一天天老了。终于有一天，他平静地过世了。在他的葬礼上，忽然来了一对如花似玉的姑娘，她们一身素白，为他吊孝。当地人都不认得她们。她们为农夫守灵，直到把他送到墓地。农夫入土后，那双女孩突然间无影无踪了。村里人这才反应过来，那对女孩，一定是当年猎人放过的有身孕的狐狸，她是带着她的孩子。为老人送终来了，以报答猎人当年的不杀之恩。
我从神话，又讲到大自然，我觉得神话的诞生，离不开这样的“好山好水”。我的文学，我的世界观，与神话是分不开的。然而我刚讲完，一个女生就举手咄咄逼人地提问，说：“来自东北的女作家，你讲得也太夸张了吧，狐狸怎么能开口说话呢?再说了，现在是一个科学的时代，这些神话都是糊弄人的，有什么意义呢?”她很激愤，仿佛我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愚弄了她。
我笑了笑，心平气和地对她说，看你的年龄，也就二十上下的样子。你生长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从小享受到的是丰富的物质生活。你眼中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摩天大楼，跨海铁路，高速公路，汽车，电脑，电话构成的，你们所受的教育，使你对科学无比信赖。你们没有可能听祖辈人讲故事，而书本的神话故事又不如时髦的流行读物更能吊起你们的胃口。你们这一代人，既没有听神话的环境，也没有接受神话的情怀了。所以，你们丧失了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可能性。
我得感谢这位女生，她很坦率地讲出了她这一代人的心声。他们眼里的神话，也许是克隆人、无土栽培的植物、纳米技术产品、航天飞机、掌上电视。孟姜女哭倒长城，在他们眼里一定是荒谬的；宇航员没有发现月球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他们一定认为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荒诞的。总之，所有的神话，在“科学”的手术刀下，都经不起解剖。可是，仅仅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人难道不就成了一块蛋白了吗?
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在渐渐消解神话；大自然的退化，也在剥夺神话产生的土壤，我不敢想像。再过一个世纪，有多少神话会就此失传?我们这个时代，难道真的不需要神话了吗?人类因为对万事万物有悲悯的情怀，所以才一路走到今天，我想如果有一天神话绝迹了，人类就到了消亡的边缘。
也许我的一些话触动了那位女生，她再次提问：“你怎么让我们相信神话呢?”
我说，人生对你们来讲仅仅是开始，等你们将来年岁大了，想着自己的肉身会灰飞烟灭时，也许对神话就有认同感了。
在我眼里，能给生灵以关爱，给大自然以生机，给人以善良的神话，是万古长青的!
【原载2007年3月7日《黑龙江日报》】
献给地铁的白玫瑰
不少北京人近两年都会感叹北京地铁建设速度之快。这种感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北京城市建设速度的一日千里，未来北京人出行方便的希望共冀。忧的是，这样快的速度会不会造成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隐患?
自2005年起，北京地铁建设已经出了五起大事故。近日出现地铁十号线苏州街附近塌方致使六名工人丧生的悲剧。人们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谁也不可否认，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同样，谁也不能否认，同时存在赶进度的问题，迎接奥运会，向某个日子献礼，成为了醒目的口号。当然也成为了惯性的思维。其初衷都是好的，却隐含着对工程质量的忽视和伤害。而且，北京地铁建设面对的是地质结构和地下管网极其复杂的问题。市长王岐山早就指示要弄清北京城区地下管网的分布。前不久，一位专家又曾说开工之前起码要对周边地质情况进行最少半年的勘察。显然，对市长指示的地下管网分布图的重新构画，成为了一笔难以兑现的糊涂账。对于专家所提出对于地质勘察的起码要求，我们重视不够或根本被我们忽略了。而这样的要求，显然与速度、进度是矛盾的，却是科学的。轻视了科学的要求，一切良好的初衷都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受到由此得来血的惩罚还少吗?
去年我曾在美国芝加哥住了两个月，经常走它城市边缘的快速路，类似我们的二环或三环路，那里一段路和我们一样，也在大动干戈地修整。但是，没见过那里的工人加班加点，黄昏之前，工地上已经没有工人了；周六周日，更是一片静寂。在这里住了好几年的朋友告诉我，他来这里时这段路就在修，修了好几年了，还没有修完。似乎，他们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急性子。也许，我们不该责备他们速度慢，而应该借鉴人家科学严谨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是对路质量的保证，对人生命的保证，对城市明天的保证。
北京地铁的建设，关系着北京人未来的前景，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日子，比如美好而重要的奥运会。科学从来不是为日子服务的奴婢。奥运会也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漂亮的礼盒。
目前苏州街地铁路面的坍塌，六位无辜工人生命的丧失，应该是又一次为我们敲响了的警钟，过分的追求进度，头脑中总有为某个日子献礼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我们过去历史中“大跃进”建设的“基因链”的延续或滋生，是我们城市建设的一种惯性病，值得认真反思。“大干快上”，大干多少天，迎接什么什么日子，都曾经是我们熟悉而醒目的口号，刷写在工地上，飘扬在旗帜上．是过去年代的一道风景线。但是，由此而带来的建设的损失乃至对人生命的威胁，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
北京地铁建设始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以推掉了明城墙为代价的，我们不希望今天新的地铁建设，再付出工人兄弟性命这样沉重的代价。以前红楼梦第五回，我走在纽约和巴黎的地铁里，感叹这里的四通八达：走在莫斯科的地铁里，可以说是欣赏世界最富丽堂皇宽敞明亮的地铁，特别是遍布各个地铁站内琳琅满目的雕塑和壁画，可以说是世界最富于艺术性的地铁了。那时，曾想有一天我们北京的地铁也像纽约和巴黎的地铁一样四通八达就好了，也能像莫斯科的地铁那样轩昂而富于艺术气质就更好了。现在，我宁可没有它们那样富丽堂皇，宁可暂时不能密如蛛网，宁可建设的速度慢一些，不必赶奥运会，不必为某个日子献礼，而能够安全、牢固，在北京地铁各线全面畅通之前，再也不要听到令人牵肠挂肚的事故发生的坏消息。
前两天，在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两位即将出国留学的大学生，是一对情侣，他们出国之前特意买了一束白玫瑰，插在了地铁十号线苏州街事故发生的工地上，祭奠那六位工人的亡魂，希望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地铁建成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地铁站里建一座雕塑，就雕塑上那六位工人，他们的头上戴着安全帽，他们的胸前簇拥着那一束白玫瑰。安全帽没有带给他们安全，白玫瑰却铭记着永不凋谢的回忆和我们的沉思。
【原载2007年4月5日《中华工商时报》】
不合理定价机制还要存续多久
由于定价机制不合理，我国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甚至出现“政府定价，企业赚钱，百姓埋单”的怪现象，引起老百姓不少怨言，对此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近年来，公共产品价格涨势凶猛，老百姓苦不堪言。每每涨价，垄断巨头总爱高擎光怪陆离的理由，比如，“水价会在老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调整”；比如，“油气资源属于战略性稀缺资源”；再比如，“为抑制不合理消费，需要运用价格杠杆，调升价格水平”。
还比如，“为鼓励节约用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市在过去十来年里已九次提高水价，但也没见用水得到节约了。一旦预谋涨价，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纷纷粉墨登场，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由于拘囿于一定的知识水平，老百姓无法洞悉公共产品的定价机制，被千奇百怪的涨因忽悠得晕头转向，有劲无处使，最后不得不忍痛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刘新民，为我们揭开了公共产品涨价的画皮，直陈定价机制的种种不合理，真让人恍然大悟，更让人义愤填膺。
公共产品定价机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真实成本难辨识，市场化成涨价借口，听证会变成“涨价会”，政企合一难监管，财力无法支撑补偿。以听证会变成“涨价会”为例，且看刘博士怎么剥离某些垄断巨头的伪装的：部分听证会主办方在会前就和代表达成了默契，一些与政府部门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或团体没有充分发言权，甚至无缘与会。原来如此!当我们屡屡惊诧于听证代表为何如商量好似的通过涨价，原来他们果真就是商量好了!
听证会完全是走过场，是密室里暗箱操作的结果。此外，按照法律规定：听证会前十天送达听证材料。但由于材料多、专业性强等因素，有些问题甚至还要去实际调查才能了解清楚，提前十天送达材料，时间太短。如此一来，不啻于为垄断巨头操纵民意、搪塞民意提供了绝佳的良机。
应该说，基于某些战略性的考虑，公共产品合理涨价无可厚非，然而，可怕的是公共产品的许多涨价隐匿着不少猫儿腻。通过刘博士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定价，企业赚钱，百姓埋单”的玄妙之处。既然公共产品的每一次涨价都引来广泛非议，这些垄断巨头为何屡屡敢于拂逆民意、“拿豆包不当干粮”呢?显然，戳穿公共产品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还不够，我们要追问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为何仍在横行霸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温桂芳日前指出，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价格改革角度来看，目前存在一种偏向，就是价格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斯言不谬，《暸望新闻周刊》去年就刊文指出，只要某某“巨头”说要涨价，最先出来声援的往往是主管部门。究其原因，主管部门和垄断巨头穿的是同一条利益裤子，利益均享使他们互相声援结成了唇齿相依的铁盟。
公共产品一旦价格飚扬，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者。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看，蜂窝煤走俏，有些人家甚至不敢使用电灯了。对于有一定收入的人来说，合理的涨价不是不能接受，最让人沮丧的是，“每次说涨价就涨价，根本不告诉人们涨价的依据，也不明示企业的成本。”如今，刘博士已经将公共产品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大白于天下，老百姓的质疑声也与日递增，不合理的定价机制还有何理由存续?有报道称，北京市将探索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组织起草，以避免制度建设中的部门化倾向。既然法规规章交由中立人士起草，事涉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公共用品定价机制不更应该中立化吗?迹象显示，我国已经进入公共产品涨价周期，在这个关口，清理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原载2007年4月4日《市场报》】
“无岗不证”和地盘行政上的山大王们
你每天出门办事身上得带多少证?你为一个岗位得考多少证?感觉在部门滥设行政许可的官僚作风下，中国人正陷入“无岗不证”的陷阱中，甚至有地方连收破烂、行乞都得办证。每个部门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置许可，变着法儿地“因岗设证”，让人不得不担心哪天打开报纸突然发现：交通部门规定凡是用脚走路的人都得持“行走证”才能出门。环保部门规定放屁得办“排污证”。
近日从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上传出消息：经过文化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长达五年的筹备，对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即将推开，今后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文化行当将需持证上岗。文化部一官员称，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最大限度地选择合格人员进入文化工作者队伍，保证人员专业素质，同时对社会上各种出于商业目的而举办的选秀活动起到降温作用。(4月19日中新社)
幸亏瞎子阿炳远离这个时代，按这些官老爷标准的话，他连拉二胡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阿炳既是文盲还是个瞎子；侯宝林、马三立、马季、单田芳、新凤霞等文化工作者也是，按官老爷的考证标准，这些大师早就去扫马路了；帕瓦罗蒂、多明戈以后也没资格到中国登台演出了，因为他们没证——这个文化政策真是太没文化了，文化艺术只有在自由多元氛围中才能繁荣，这本是一个最排斥硬性标准、最不该有“证”的领域；官僚们更没有半点儿文化敬畏感，你们那点儿文化认知和艺术修养，哪里有资格考核艺术家给他们发证。
文化艺术从业者的专业素质考核，这是市场之手完全可以做到的，不必政府之手干预。在诸种演出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在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下，市场能对从业者的专业能力敏感、准确地作出评判：举办者绝不会请一个五音不全、唱功极差的歌手登台，观众的“用货币投票”会让这样的演出赔大本；导演根本不会邀请演技差、品质恶劣的演员演戏，因为这样的戏拍出来不会有市场。审视这几年既叫好又叫座的艺术精品和获得观众热捧的演员歌星，有几个是从行政羽翼下走出、由文化官僚们捧红的，不都源于市场的力量?正是市场的标准，让许多快失传的艺术被挽救，让许多民间艺术家脱颖而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让公众欣赏到了百花齐放的文化艺术。
让文化从业者持证上岗，这暴露出行政权力的官僚地盘意识。审视近几个月各部门的行政管理作为可以看到：从广电总局的几天一个禁令、几天设一个行政许可，到某部门发布网吧专用机型及网吧专用电脑标志，到某部门实施“全国卡拉0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再到今天该部门要求从业者持证上岗，许多行政部门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置许可，变着法儿地“因岗设证”。他们把自管行业当成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地盘，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钱，最大限度地在自家地盘上开发执法经济。让文化从业者持证上岗，实质是行政权力利用“合法伤害权”向从业者收取行业保护费。
这不是公众纳税养起来服务公益的管理者，而是一些“山大王”，正如有评论者所言：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即行政管理部门将所管行业视为他人不得染指的圈地。进而用蛮横的山大王作风，将自身制定的标准，强加给行业从业者，跑马圈地，把自己的管理能量先用到实足。凡是用脚走路的人都得持“行走证”才能出门——“山大王作风”和“官僚地盘行政”下，公众完全可能陷入这种“无岗不证”陷阱。
【原载2007年4月23日《中国保险报》】
始终活在寓言里
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寓言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有不少“掩耳盗铃”的人，他们对自己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们真的相信只要捂住自己的耳朵，别人什么都听不到了。只要捂住自己的眼睛，别人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想要捂住别人的眼睛和耳朵的人，他们在盲目的王国里昂首阔步、得意洋洋。有时他们的兴致来了，甚至即兴地表演一场狂奔，捂住眼睛的他们不知道，这样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短处。
穿着新衣的国王们也招摇过市，这些国王是如此认真投入，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骗子欺骗了国王，还是国王在欺骗骗子。每个国王上台都会弄出几套新衣，非得在城市的广场来一场或几场时装秀。民众大都将这看成一种必然的仪式，并将自己的赞叹和掌声也看做是仪式的一种。只不过在我们的世界里，孩子是越来越少了，或许是因为原来的孩子长大了，都想去做国王了。狐狸还是一如既往地站在老虎的前面，它认为自己是在“按天子以令诸侯”。狐狸并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就是老虎，而老虎也不会愚蠢到被狐狸利用，它们之间只不过是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在一些老虎不方便出面的场所，狐狸耀武扬威、咆哮不已。如此，老虎的权威不会因此而受损害，但该有的利益一分也不会少。真正遇到麻烦的时候，老虎还会将麻烦完全推到狐狸身上，由此可见，狐狸的角色很重要。在这样一个寓言世界里，嘲笑和讥讽都像精卫填海那样无力。我们的嘲笑和讥讽并不能让盗铃人去停止掩别人的耳和目，也不能让国王停止频繁地穿新衣来索求赞美声，更不能断绝了老虎与狐狸的财路，但我们的嘲笑和讥讽却可以加大盗铃者、国王、老虎与狐狸的道德成本。当他们再次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时，他们不得不戴上一个铜盔，来掩饰自己的心虚和脸红。就像被精卫填了的大海，夜夜波涛汹涌，不得安宁。
【原载2007年第4期《随感》】
文人何以称“穷酸”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媒体一直兴趣不减地关注着文人们的“酸事”：重庆富姐作家红艳，以每月不超过一万元的费用包养湖南落魄诗人黄辉，被包养者答应在一年内写出传世之作；另有一作家为吸引消费者，制造点儿市场轰动效应，竟牵着一头毛驴进书店签名售书；几位诗人在北京一酒吧脱光衣服开朗诵会，被警察及时制止；沈阳一曾经很先锋的作家在火车站设摊讨饭，意在臭一臭停发他工资的单位；趁个千八百万在一般富翁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文人眼里就是了不得的财富啦，于是便搞出个作家富豪榜……
这些事若不是出在文人身上，媒体可能没有这么多话好说，即便有人想评点一番，也会就事论事，给一个具体而恰当的说法。天下包养的事情多了，讨饭的人就更是数不胜数，现代人为了推销，什么招儿不能使?别说牵着驴进店，就是赶着羊群进城、现挤现卖羊奶的不都有了吗?动不动就脱光衣服的人就更多了……却没有人拿他们跟“穷酸”两个字挂钩，惟独文人，一干这种事，这个老祖宗留下的现成词儿早就等在那儿了。
为什么文人总是难以摆脱鬼魅般的“穷酸”呢?
《现代汉语词典》堂而皇之地解释这个词，就是专用来“讥讽文人”的“穷而迂腐”。范成大的《次韵和宗伟阅番乐》中也有这样的话：“洗净书生气味酸。”陈继儒在《李公子传》里说：“如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你看看，古人们只要一提到文人，就离不开一个“酸”字。韩愈在《赴江陵途中》说得更狠：“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文人们的“穷酸”，还是他们惹是生非或遭人非议的根源。
为什么“穷酸”的都是文人，而文人又确实多“穷酸”呢?看《名人轶事》，朱自清当年也曾查找过这个词的来历，可惜未果。某晚我闲翻《世说新语》。却发现一些跟“穷酸”有关的知识。原来这个词最早是先在江南流行开来，古代读书的学子要到外地求师，需自带饭钵，而江南鱼多，读书人的饭钵中除了鱼再无其他奢华之物。鱼的做法又多是醋烧。简单、便宜又去腥——这就是“穷”而“酸”。因穷就不能不酸，酸还能解点穷，穷出点味道。用好了谁都得承认，“酸”也是一种有益的健康的味道。
其实这就是拿着穷书生寻开心，富人做鱼就不放醋吗?为什么不叫“富酸”?说不定“穷酸”这个词还就是文人们自己把它叫响的，而且越传越广。它毕竟比较准确而生动地概括了旧时读书人在未发迹前的情况。
有一贫困书生，不得不向别人送礼，却又送不起好礼，怕被人家瞧不起，于是“酸”劲儿就又上来了，在礼盒里再加上一副对联，算是白饶的。好在写对联是书生的长项，“秀才人情纸半张”，反正也费不了大事：
醋泡曹公一坛
汤烧右军两只
当年曹操曾“望梅止渴”，也够“酸”的吧?而“书圣”王羲之落魄时养过鹅，也算够“穷”的了。如此看来。“穷”和“酸”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我的礼物虽然不重，但把曹操和王羲之也一并都捎带上了，谁还敢说轻?
时下“传统文化”正热，许多旧习气反成时髦，文人们一窝蜂地“穷酸”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载2007年4月17日《今晚报 副刊》】
当丘比特遇上赵公元帅
看过中国旧戏的人都知道，旧时的小姐，包括许多仙女在内，往往不爱那些家财万贯的财主，而常常把爱的绣球抛给街上的穷秀才或乡间的穷小子。那些穷秀才或穷小子不用费劲巴啦地去积累财富，只要你书读到一定份上，只要你穷到一定份上，说不定就会惹得哪位小姐动了芳心。主动地终身相许，你就只等着享福吧。
这样的时代虽然过去很久了，但依然令我们十分神往。
可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知怎么搞的，许多女孩子却专门奔有钱的人使劲，使多少多情男儿折戟沉沙于爱情的沙场。抬眼望去，当年天真可爱不偏不倚专放爱情神箭的丘比特，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嫌贫爱富起来，不再把箭往有爱的男女心中射，仿佛天生的斜视一般红楼梦电子书，专门往插着赵公元帅小旗的大款们身上射。许多大款已经万箭穿心了。还能听到有箭向自己“嗖嗖”飞来。我等穷小子看人家浑身是爱情之箭，嫉妒得眼睛发绿。无奈之下，只好诅咒贫困，诅咒它吓跑了爱神，让爱情无处容身。
幸亏爱情这东西是个不稳定元素，不是永远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它在迷失一段之后，往往还会珍惜本来意义上的情愫。畸形的富有就像酸性度很高的土壤，爱情在里面很难成活，就像爱情在贫困这极度碱性的土壤里难以成活一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女孩嫁了大款以后又觉得空虚，名车豪宅能装满她们的眼睛却装不满她们的心灵；许多大款得到美女后心里总是不托底，闹不清美丽姑娘们到底是奔他本人来的，还是奔他手里的钱箱来的。这年头，如果让手持爱箭的丘比特和代表财富的赵公元帅比武，谁输谁赢还真难说。 难怪有人说，爱情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能让人在莫名其妙之中，跌得头破血流；也难怪有人说，爱情是一场赌博，从来没有赢家。
其实，过来的人们都会明白，喧腾激荡的情感不会永远持续，男女之间总会走向稳定时期，就像长江大河，会出现平稳的水面，虽然没有了浪花，但平静的水面下依然有湍流，那多半就是亲情了。而这，也许是更难割舍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原载2007年3月11日《本溪日报》】
包装
狗被包装成熊猫
鸡扮作凤凰姿态
蛇披上龙的锦袍
毒棵染成绿色蔬菜
贪官装成清官
耻辱罩上光彩
灾难成了政绩
正直成了祸害
虚假包装着真实
灵魂被金钱掩埋
贼在高喊捉贼
吸血鬼摆大款气派
谬论包装成真理
妖蛾子让人崇拜
高科技也被巧用
足以显示包装时代
题图／孙万帅
关于《挚诚小语》
吉林省梨树县人。诗人，作家。1959年生于黑龙江省龙江县。 1979年毕业于梨树师范学校中文科，后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前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诗集《钱万成诗选》，儿童诗集《快快乐乐你的世界》、《365日歌谣》、《温馨的世界》，散文集《黑土魂》、《青春睿语》，并出版《老狼哈克》、《小兔灰灰?等童话多种。作品入选《中国儿童文学大系》、《中国儿童文学50年精品库》等多种选本。其诗歌作品《留住童年》、《同学》、《妈妈》，儿歌《小毛驴盖房》、《友谊糖》分别入选沪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中国高中生诗歌阅读指导大全》、《幼儿园新诗朗诵》、教科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和幼儿园实验教材。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且有作品译介海外。
系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吉林省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小语”不是格言——
格言是沉积于历史与社会，经过无数次淘洗，依然熠熠生辉，言简意赅，能够启迪人们心智、规范人们行为的先哲或圣贤的语录。
“小语”不是名言——
名言是出自古今中外名人之口，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能指导人们的行为，且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箴言慧语。
“小浯”只是小语，是我几十年来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事业、对爱情、对自然、对文化思考的记录，是生活抛掷在我心海之岸的贝壳，是闪烁在我心灵宇宙中的星星。
本来这些没有上题、又不生动的语言片段只是写给自己看的，现在应朋友之邀拿出来发表，绝没行以此来教育他人，指点迷津的意思、我不是名人，不是哲人，更不是圣人。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因此，文化人就都有惯于胡思乱想的毛病。大则忧国忧民，小则忧人忧己。我大抵该归属这后一类吧。因此，我的小语是纯粹的小语，绝没有醒世救民的奢望。
我这个人生性固执。做人处世又很有原则，口舌木讷，宁不说话也不说假话。但心肠尚可，能与人为善，自认为还算做真挚老实，故将挚诚二字放到小语前面，意在表明我所说的可能是疯话、混话、废话、傻话、痴话，但绝不会是假话。
一九九三年，也是应朋友之邀，在几家报刊上开设专栏发表这些不是作品的作品，但后来因为俗务困扰，亦因懒于整理，没能坚持开下去。在当时乃至后来，一些年轻朋友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表明个人的态度，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这令我十分感动。这也是我能在政务之余坚持作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人物，小文章，些微小语。
大视角，大实话，敬献大家。
插图／尤传贤
非常规杂文的一道风景
曾跻身于新时期诗界少壮派的作家钱万成先生，近年来又创作了大量散文，诗与散文对接，嬗变为哲理与激情的切换，从而形成作家的一种独特风格，既融合叙事、写人、抒情、状物，又注入了针砭与批判的文化元素，读将起来，如沐春风，切中肯綮之感油然而生。
最近，作者有《钱万成散文选》出版，我们从中选出《朋友》、《镜》、《男人与女人》、《说人》、《说爱》、《说路》、《论善恶》、《论父子》、《论女人》九篇。激赏这些情真意切的作品，能品读出朋友的真谛，体味到镜子的诸多哲理，感受到男人与女人的是是非非，理解人性的点点滴滴，爱的蕴含丰富多彩，人生道路崎岖坎坷，善与恶的辨证法则，父子之间的情与理，女人的心路历程……这些呆板的概念在作家的笔端流淌出动人的音符。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无法回避这些不可逾越的时段，顺应潮流者度过愉快而有意义的一生，逆人生之规律者可能命运多舛。
就说“朋友”吧。大约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甚至更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去验证自己到底是几个人的朋友。因为“朋友就像一棵树，没有朋友，人生就少了一道风景；朋友就像一束花，没有朋友，生活就少了一份温馨”。一个人的“风景”愈靓丽，朋友的纯度便越高；其“温馨”的感受愈浓，朋友的情谊便愈深厚。否则，朋友变成“女人的项链”或“廉价的鞋子”，那还是“朋友”吗?记得少年时，甭说每天，便是一年，也听不到几次“朋友”这个词儿，可如今，不论在宾馆还是在会场，不论是车站还是马路，“朋友”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能够成为“没有血缘的兄弟”者有几何?能够“同甘共苦”、“共享快乐”者又有几何?“朋友”贬值到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掏出一大把的今天，不知是社会的虚伪还是时代的疾患使然?
再说“爱”吧。爱，可能已成为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不是吗?十首歌曲最少有九首半唱的是爱，那半首虽未出现“爱”，但很可能用“热吻”、“相拥”代替；近些年来的电视剧，也达到无爱不成戏的格局。但，假如给出一份随机调查，让整日说爱、唱爱、写爱的人回答什么是爱，能回答说“爱是一种机缘”、“爱是一种默契”、“爱是一种奉献”、“爱是一种痴迷”者，我想很可能寥若晨星，其依据是父子、母女、兄弟、夫妻、情人之间往往为一点点小事而反目甚或走上法庭的社会新闻多如牛毛。《说爱》诠释得入木三分，沁人心脾。
人们天天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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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谓出尽了风头，国王、皇帝、总统；发明家、航海家、数学家、探险家；战斗英雄、抗洪英雄、爆破英雄、传奇英雄……然而真正读懂女人者几何?女人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一幅深奥的油画”，女人“柔情似水”、“心细如沙”、“变化莫测”；“女人在很多时候都是精神病患者。因为她们常常生活在幻境之中。她们把臆想作为现实，把痛苦或欢乐无限地夸大。但一旦从幻梦中醒来，却又常常追悔莫及。”这个分析与论证可谓经典。《红楼梦》、《安娜 卡列尼娜》等经典对女人的刻画与描写堪称绝响，钱万成的论证令人拍案叫绝。“一个高尚的男人和一个庸俗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会变得庸俗；一个庸俗的女人和一个高尚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却绝不会变得高尚。”这个论断，凡是有些人生经验的人，都会认同吧。
这种“袖珍哲理”式杂文，一般地讲一篇作品一个题旨，由表及里、由浅到深、全方位地举证、论述，哲理性较强，读后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并长久地刻录在记忆的屏幕上。
“袖珍哲理”式杂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一般只有三五百字；比喻恰切新颖，形象生动鲜活，语境优美娴熟。它与一般的杂文相比，闲笔也是绿叶，无声胜过有声，虽然讲的是哲理，但它又是寓理于情，寓理于美的。读这样的杂文，往往给人以一当十之感。而创作这类杂文又十分不易，这需要学养、人生经验、历史知识、社会学精髓、创作激情和杂文理念等。
我劝朋友们多读“袖珍哲理”式杂文。杂文作者参阅、借鉴这类杂文，将会使你的杂文创作更有美学价值和深刻意蕴。
2007年5月26日
发言
穷人和富人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
比如：穷人会终日劳累为赚取金钱；富人同样会终日劳累为守住金钱!
——张福超
相对于生存环境。富人比穷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遇。因此，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富人，都应该对穷人伸出援助之手。
——sxping＆suyang
很多穷人贫穷是因为自身的懒惰，不思进取；很多富人富足是因为自身的勤劳吃苦，积极上进。富人不只是有天时地利，更多的是坚持努力；穷人不应该自怨自艾，更多的应该是改变自己。
——佚名
拥有很多并不代表自己就是富人。给予别人越多，分享越多，那才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
——钦
钱，穷人和富人都爱它，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才能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
——佚名
大鱼大肉会侵蚀身体，粗茶淡饭却能颐养天年；富人也许会时时担惊受怕，穷人却能安贫乐道——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
——佚名
懒惰的贫穷和违法的豪富，是社会的病态；勤劳者的贫困与不劳者的致富就是社会的悲剧了。关键还是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平的政策环境，让“穷”有理由，“富”有依据。
——ykxll7
不看人家一夜盖起高楼，不问苍天偏爱谁多。用我一片诚心一双手，换得平安自在生活。
——society
一个社会，如果“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富人”及穷得连“骨头”都没了的“双重穷人”太多，是绝不可能共同富裕起来的。
——丁一
有的穷人说自己精神富有，那不过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罢了。
——437xx528
穷人越来越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致富的资本和信念；富人越来越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本的积累和维持富有的能力。解决分配不公加上教会穷人如何获取分配的途径——那么穷人也能致富。
——cly
穷人缺少的不是钱、房子、车子，而是缺乏富人的思维和能力。思维和能力从何而来呢?两个字——“教育”。解决贫富差距最根本的办法是让穷人与富人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同样的教育。
——肖春秋
穷有穷欢乐，富有富贵病。物质方面的穷人和富人，都应当力求成为精神上的富人。
——云南袁江
歪打正着 与杂文结缘
彭国梁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创作》杂志主编，新乡土诗派创始人之一，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已出版《爱的小屋》、《盼水的心情》、《感激从前》、《太阳起床我也起床》、《月光打湿了草帽》、《跟大师开个玩笑》、《书虫日记》、《长沙沙水水无沙》等诗文集二十余部。主编或与人合编《悠闲生活絮语》等悠闲系列、中国文化名人真情美文系列、新乡土诗系列、“百人侃”丛书、“千年论坛”丛书、“新青年”丛书、“跟鲁迅评图品画”、“鲁迅评点中外作家”、“中国传统节日”、“名作家的画”等图文系列，共八十余部。E—mail：pgl2020@163.com。
●记者：您以诗而名红楼梦主题歌，又以大量贴近生活、文笔自然的散文化杂文(我们称之为“非常规杂文”)为本刊读者所熟悉。在您眼中杂文是怎样一种文体?请谈谈您的杂文观。
○彭国梁：说到“新乡土诗派”，我想简介一二。“新乡土诗”是1987年由江堤、陈惠芳和我共同提出来的一个创作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关的定义被逐渐地明确化了，因此。评论家将这一主张的提出者和实践者统称为“新乡土诗派”。所谓“两栖人”，就是指我们这一拨侨居在城市而父辈或祖辈依然躬耕于乡村的时常感觉找不到家的人。至今，“新乡土诗派”已出版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集多种。上网查询“中国新诗百年流派”，“新乡土诗派”是占有一席位置的，这让人感到很是欣慰。
我写杂文是歪打正着。一开始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写杂文。我写了一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写了一些繁华背后的景象。先在《潇湘晨报》和《珠江晚报》开辟专栏，后来又在《散文》、《布老虎散文》、《岁月》、《文学界》等杂志发表了不少。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被《散文选刊》转载，有的被《小小说选刊》转载，更多的是被《杂文选刊》转载。于是，便有人说我是将杂文和小说元素融入到散文之中，且融合得非常到位的作家。
散文化杂文。非常规杂文。叫什么杂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以这样的文章闯进了杂文的队伍，这让我有了一种“承蒙错爱”的喜悦。你问我杂文是怎样一种文体?我说不清。我也不想说得太清，我怕因此画地为牢，自己做个圈套自己往里钻。
鲁迅先生说杂文是匕首、投枪，这是一说。
某人病了，医生望闻问切后开出药方，这药方也是杂文之一种。
皇帝的新衣，谁都看得一清二楚。说，还是不说。说出来，变成文字，便是杂文了。
繁华的背后，有阴暗的、潮湿的、甚或带着霉味的景象，你用写实的笔描绘下来，这样的“图片”，自然也可以归到杂文的范畴。
杂文的杂似可理解为一种多元，只有多元，才具有可看性，否则，就单调和枯燥了。
●记者：本刊曾发过几位诗人的杂文作品，如邵燕祥、刘征、叶延滨、王小妮等，当然还包括您，这些杂文都体现出了诗人的特有灵性。而一些以创作杂文为主的作家却因更注重思辨，显现出愈写愈刻板愈固化的倾向。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彭国梁：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任何一部世界文学名著，都是诗的。一个对诗没有感觉没有悟性的人，无论他从事哪一种文体的写作，都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诗最大的特点是形象思维，讲究意境和灵性。故诗人的杂文会给人留出想像的空间，回味的余地。至于说到诗人杂文中特别的灵性，那是没办法的事，一个真正的诗人，想要他的文字中没有灵性，那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而某些专以杂文创作为主的作家，之所以愈写愈刻板愈固化，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胸中无诗，读书又太少的缘故。
●记者：据说您的寓所书很多；您也自嘲自己是一条又懒又勤的书虫——您畅游书海，被书籍的魅力所吸引，就请谈谈您多年的读书心得吧。
○彭国梁：最近，我出了一本有趣的书，叫《书虫日记》，这是南京董宁文主编的《开卷文丛》第三辑中的一种，在其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2005年，真的是很值得回忆和说道的一年。丰子恺先生在1935年曾画过一幅题为《钻研》的漫画，一黑一白两本大书中，钻进钻出的都是书虫。我怎么看都觉得，其中的某一条就是我。这一年，闲置了好几年的一楼终于变成了我想像中的书房。至此，从一楼到四楼就都有书房了。此时，若有人将我这‘近楼’称之为‘书楼’，似乎也就名实相符了。我兴奋。我将楼上楼下的书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汗流浃背着，晨昏颠倒着，一次一次，我在去书店的路上或从书店回家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年，除了元月3日到过一次邻近的湘阴，我连半步都没迈出过长沙。这一年，除了编书写书，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逛书店。以买到书为准，这一年我共逛书店一百四十多次。每次买书，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账。这一年，我买书共花去四万多元。这个数字，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于是，我只好用郁迭夫先生《自况》中的‘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来安慰自己了。”我是19181年大学毕业的。干过教师、文学专干、编辑、记者、杂志主编。还曾兼任过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顾问。真正变成一条彻头彻尾的书虫，是从2001年陪成都流沙河先生夫妇和龚明德先生作“江南行”开始的。那次江南行，让我有幸结识了南京、上海等地一大批“书爱家”，并迅速成为“书中密友”，从此，“换了人间”。书，让我的内心宁静而充实，书也让我的生活简单并从容。
●记者：如果让您给自己的生活状态加上一个定语，我猜应是“闲适”二字。这是您理想的生活状态吗?人说您的诗作有“童趣”，人也有孩子气，说您的心是“年轻的”。在这样一个名j与利被人追捧、膜拜的社会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恬淡、超然的心境的?
○彭国梁：有人说：人生最理想的生活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干自己想干的工作，和自己臭味相投的朋友喝酒聊天。如果就我个人而言，我得加上：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我曾在自家的墙上挂过一幅画，上有我撰的两行字：“编闲书，写闲文，其书其文不必微言大义；找闲人，说闲话，其人其话均须臭味相投。”你猜我的生活状态是“闲适”的，这一点都没错。这“闲”是相对的，也讲究一个“适”字。适可而止。适度。舒适。我追求“从容”，面对种种名与利的诱惑，我自微笑着我行我素。我向往童年，我一有机会就沉迷在童年的梦里。我和卓雅合作过一本书——《太阳起床我也起床》，我为卓雅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及湖南湘西拍摄的二百多幅“傻傻的童年”一一配诗。其中有四章还被北师大出版社以《童年》为题选进了初中的教材。毕加索到了老年。他还蹲下来，虚心地向孩子学绘画。一个没有童心的作家，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有童心垫底，有好书相伴，其心境自然就会超然起来。
●记者：您的“城市景象”系列作品，关注的大多是城市底层人、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两柄人”的生活境况。您为什么选择关注这些人?
○彭国梁：我最近会有一本“散文化杂文”或“非常规杂文”集子出来，书名为《繁华的背后》，所收文章大都是以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市民或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两栖人”为关注对象。我二十岁以前生长在农村，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农村。因此，这些进城谋生的“两栖人”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我工作单位旁边有一条小街，十多年来，我长期穿行其中。在这条街上，开饭店的、理发的、卖菜的、拖煤的、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开食杂店的，大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我熟悉他们，我知道他们的辛酸苦辣。我看见他们长年累月地卖菜卖出来一部摩托或一间小门面；我看见一个“拆”字写在某家的墙上时，那一家人的恐慌。我看见一线几万元一平方的门面一直在关闭着，可那个位置的拆迁户至今工作还没有着落。我知道一个城市如果离开了这些人，将是怎样的没有生气，怎样的黯淡无光。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却对还没有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否也该有一种悲悯之心呢?将财富过分地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的手中红楼梦诗词，未必对社会有利。这些问题，当然会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去通盘考虑。作为一个作家，我以为我是没有理由对这些生活在“繁华背后”的人无动于衷的。
●记者：偶然读到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想要表达点什么，将口张开，自然就有一种声音从其中出来。只是这人鱼龙混杂，发出来的声音也就各有千秋甚或无奇不有了。有的弱智、有的聪明、有的让人反胃、有的让人肃然起敬，不一而足。而在我的心底，一直渴望着一种声音，那就是智慧的声音。”在您看来，何种声音可算做“智慧的声音”?
○彭国粱：我想，智慧是与愚蠢和平庸相对的。“智慧的声音”大都出自“智者”之口。比如流沙河先生为朋友题字，其中有一幅黄炎培的教子铭。流沙河先生边写边念叨：“事繁勿慌，事闲忽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声音就是智慧的声音。流沙河先生有一本书叫《Y先生语录》，那Y先生要么就不开口，一开口几乎都是“智慧的声音”。“智慧的声音”一般都在一本一本好书之中，得有慧眼，得有慧耳，否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智者虽有智慧，却依然是在“对牛弹琴”。
附着的生物
在网上看到两则同一天登出来的新闻，觉得很有意思，拿来一起谈谈。
一则是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国政府考虑将布什总统的图书馆建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私立学校南方卫理公会大学院内，不过，学校不少师生很不给面子，反对的人说，建立这样的图书馆只会为总统美化这场本不必要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另一则是来自国内某网站，说有国人拿着家谱考证出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祖上来自河南荥阳，一时间荥阳成了旅游胜地。
“总统图书馆”是一九三八年由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将总统任内各种文献、手稿、档案、书籍、纪念品以及和总统生平有关的各类文献收集到一起。因此，“总统图书馆”实际上是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于一体的机构。布什总统之所以把自己的图书馆放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是因为他的夫人劳拉曾在这里读过本科。
一个地方、一个学校能够拥有一个“总统图书馆”，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美国人居然不领情，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事换在中国，那真是请都请不来!你看，人家韩国人潘基文，跟咱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也有人通过谱牒，将他变成“亲戚”。如果潘秘书长首肯，全世界最大的官就是“中国人”!如果潘秘书长在“老家”建个“秘书长图书馆”，估计很多国人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美国人与布什总统虽不沾亲却带故，总统的好处唾手可得却不要。中国人与潘基文无亲无故，却硬要牵强附会出点关系来，好沾点光。如此天壤之别，除了让人苦笑，还引人深思。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攀阔亲戚只是徒慕虚荣，毕竟国人看面子比天大，逼急会乱抓药，姓刘的说自己是刘邦的后裔，姓李的坚持说与李嘉诚是一家人。总之，即便现在穷困潦倒，也要拉个有头有脸有名有利有权有势的阔亲戚来给自己增光添彩，表明曾经阔过或正在阔着，一下子底气就足起来，杀杀别人的威风，找回做人的信心。
可是曾经阔过、正在阔着，跟你并没有太大关系，何以非要找个遥远的阔亲戚来撑腰呢?究其根源，我以为是国人在人格上不独立的缘故。这其中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即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封建专制，抹杀了“我就是我”的独立性。表现在国家层面上，是臣子对皇帝绝对效忠，奴才对主子绝对服从。皇帝老爷对听话的人施舍好处，对不听话的人坚决打击。在这种恐怖制度的长期打压下，人的独立性被彻底消解，人人以争做合格的奴才为目标，以能够侍奉主子为荣耀，以做稳了奴隶为幸福。表现在家庭层面上，是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服从和服务于家庭、家族的利益和荣耀，个人的一切事务由父母包办，无所谓独立、自由、平等可言。 人的独立性被抹杀后，自我意识必然淡薄，形成严重的“依赖思想”。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人越来越像一种附着的生物，附着于前人、亲族、主子、君王之上；附着于权势、金钱、威严、地位之上；附着于裙带、关系、人际、人情之上。一旦脱离这些附着体，似乎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依据。因此，一个附着的生物，不能证明“我就是我”的人，只好搬出七大姑八大姨的阔亲戚来证明自己的显现存在。附着的人容易极度自负，他们附着在狮子上就以为自己是狮子；也容易极度自卑，他们附着在蚂蚁身上就以为自己是蚂蚁，“变成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这种思想到现在仍然是过滤性的病毒，浸染毒害着某些国人，他们四处攀阔亲戚，甚至连“洋亲戚”也不放过。
【原载2007年第5期《啄木鸟》】
好官也不能悖法
经年以来，政坛之上，一颗“明星”熠熠生辉。舆论之间，多颂其胆识，令人神往。笔者对于这位好官，也是心向往之。然而近日以来，重读一些报刊的称颂，却觉得其行之事，屡有与法不合，而称颂的文章，则更是其谬大矣，有必要拿出来讨论一番，因为显而易见，这些事例的臧否，已经远超过对于一名官员的评论：
事例一：该官员上任县委书记当夜出巡，竟四次踩在大便上，于是责令该县五千名机关干部“下去”当清洁工，不到两周，果然改观。这是媒体大力称颂其“魄力非凡”的第一例。其实这种“魄力”，恐怕与法相悖，一个县委书记，无权责令一县机关干部从事体力劳动，而公务员也没有当清洁工的法定义务，他们有的是组织公共服务以改善公共卫生的责任，并不是自己去扫大街。这不是号召学雷锋，而是书记一令之下的强制行为，显然超越了法律赋予他的职权，也侵犯了五千名公务员的法定权利。
事例二：该官员在某县委书记任上，曾在县电视台开办专栏，屏幕之上，悬一蓝布，上书“沉重忏悔， 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凡有违法，便要“亮相”。显而易见，此举有悖宪法第三十八条，属于侵犯公民人格尊严、侮辱公民的做法，居然被某些媒体推广来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招”。
事例三：该官员任上，凡迟到、缺席会议者，都令到纪委交罚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据说“会风”很快就好了起来，受到媒体追捧。其实这一“举措”，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党委也好、纪委也罢，有什么权力可以罚款呢?
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不少党政官员，对于法的观念淡漠。且不说坏官墨吏，动辄违法犯法，便是如斯好官，也不知不觉地会悖法而行，还觉得“有魄力”得很。某地救灾不力，书记“现场拍板”，罢了镇长的官；某地招商不行，政府一个命令，各个机关都要分摊指标，连人大、法院、检察院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全不顾于法是否相符。我们有些干部，至今追求那种“一个号令下去，改变一切”的“境界”，以为这就是“政令畅通”，更不顾法有定规、律有制肘。其实好官的违法，其负面影响往往比坏官犯法还要厉害。因为是“为了发展”，因为是“为民做主”，它的所谓“导向作用”，常常更难以识别而更容易受到追捧和仿效。
我们不少媒体，更是缺少法制观念。一事当前，就要追求它的“爆炸性”，似乎如果讲一点清醒的法律意识，就失之于“麻木”。多年以来，不少媒体一边刊登法律法规红楼梦原名，一边宣扬悖法的“观念”，大至宪法原则，小至法律常识，无不在它们的炒作中被改变被曲解。我们有媒体，将人大代表的质询，做出“进言”的标题，又把政府官员的旁听，称之为“纳谏”，这就完全曲解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我们有报刊，将受助的公民向政府机关跪地献旗的照片放大一版、传为美谈，进而将受谢的官员誉为“青天”，将跪献的公民称为“赤子”，这就完全颠倒了“主人”与“公仆”的位置。凡此种种，都在一片表扬声中，改换了国家的性质和宪法的原则，至于对具体法律条规的曲解，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话又说回来，本文所述的官员，确实属于好官。他的前述行状，也许属于瑜瑕共现，或属于人们喜欢说的“瑕不掩瑜”，总体上还是好官。但需要重复的是，惟因是宣传好官，所以更应守法，否则榜样的作用无穷，更容易造成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在前番对于这位“明星”的争论中，不是已有有识之士看到了吗?
【原载2007年4月17日《新民晚报 夜光杯》】
二十年后谁来扛起消费维权这杆大旗
“关于‘3 15’的选题越来越不好做了，想找个典型案例都很困难，小的没说服力，大的做不了。”这是笔者近日听到的几句抱怨话，说话者是某省会城市媒体记者。他们的意思是说，过去那种制造伪劣产品或假冒名牌的典型案例在逐年减少，而消费者关注的许多熟点话题，如：医疗教育收费、物业管理矛盾、手机单向收费、高油价等，普通媒体却根本无法撼动。这些问题要么涉及社会深层次矛盾，要么与国家产业政策有关，有些甚至要通过立法才能解决。
今年“3 15”的主题是“消费和谐”。可“消费和谐”的前提是什么呢?除了人们经常谈到的“诚信”二字，在笔者看来，消费“规则”显得尤为重要。
198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为亿万中国消费者维权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消协”肩上。从普通商品维权，到涉及消费者生命安全的产品质量维权；从售房面积缩水，到声讨“霸王条款”；从三菱帕杰罗召回，到日航客机滞留索赔……对一个没有执法权的社会团体来说，能达成众多消费维权问题的解决，“中消协”功不可没。
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由各级“消协”肩扛消费维权这杆大旗的话，二十年后，它还能扛得动吗?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消费维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做牛皮纸皮鞋，给猪肉注水，勾兑有毒假酒……类似案例已经明显减少，而消费者识别这种违法行为的能力和意识也在逐渐加强。随之而来的是，消费者对医疗、教育、房价、物业管理、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等等问题更加关注。
就拿医疗纠纷来说，我国《消法》并没有将其列在其中，看病就医究竟算不算消>>>QQ470681378